（四）浅谈路遥的文学思想与两极哲理（作者：姚维荣） - 两极哲理

人是万物的尺度。无论是文学还是哲学，其关注的终极目标都是人，人的生存状态，情感波折，尤其是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探讨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儒家的积极入世，努力进取，不断改变世界和自身生存环境；道家的潇洒无为，知足常乐。路遥和王瑞贤这两个年龄相近，痴迷于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人，在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上，却达到了极其自然的精神相通。他们都追求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更看重的是生活的意义，生命的质量，而不是单纯延长自然生命的年轮。

王瑞贤先生在他的“两极哲理”中明确提出：“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你能活得多老，而在乎你活着的时候能发挥多少的光芒”。也就是说，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在于你是否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献身于积极、进步的正义事业，为社会创造出了尽可能多的物质或精神财富，从而也使自己寻找到了生命的最大值。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王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我最大的敌人是懒惰”。所以他珍惜自己存在的每一天，因为“能属于你的及被你拥有的时间就是现在”。一个生活的奋进者，在前进途中必然要遇到困难和障碍。王先生不是像那些甘愿“知足常乐”、安分守已满足现状的庸人那样，一遇困难就止步不前；而认为“困难就是机会，当你解决了困难，你也无形中接着了机会，得到了你解决困难后应得的奖赏。”正是因为对人生抱着这样积极的态度，王先生才不仅经商成功，而且在那个金钱社会里，保持着高品位的精神追求，将自己在生活实践中的感悟与先辈哲人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两极哲理” ，给世人以积极有益的精神影响。从而使自己有限的人生获得了最大价值。

在为谋生而牛马般苦干的间隙，他挤时间开始业余创作，经过10 多年的艰辛磨砺，到80 年代初，终于因《人生》而轰动中国文坛，极受尊重仰慕。然而，他却依然在自己灰暗的家窑里继续埋头创作，婉拒众多文化团体邀请。他本可出席各种文艺界的聚会，像某些肤浅的作家那样，一旦成名，即可心安理得地过一种舒心畅意的轻松生活。这当然也不必苛责，但比起追求奋斗永无止境的更高人生目标来，无疑是在荣誉的考验面前打了败仗。在艰难困苦中确立了崇高文学目标的路遥，十分冷静地从这种成功后的红火热闹中逃了出来。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创作体会中说：“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只要不丧失远大的使命感，或者说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就决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长期停泊在某个温暖的港湾，应该重新扬起风帆，驶向生活的惊涛骇浪中，以领略其间的无限风光。人，不仅要战胜失败，而且还要超越胜利。”经过多次反复的思虑，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跨过《人生》标杆，在40 岁之前完成规模巨大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里，路遥无疑是以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为参照系，对自己作为作家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所提出的高标准的文学目标，人生目标。只有为这目标不懈努力地活着，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

为了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路遥付出了极其沉重而昂贵的代价。查阅记载10 年间中国社会变化的报刊资料磨破了手指；重回陕北当揽工汉，体验生活，累得精疲力竭；为了安静而先后选择矿山，农村为写作环境，不得不忍受在极简陋的生活条件下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巨大身体损耗；远离亲人朋友，长年独自面对稿纸时所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感情饥渴；写作中遇到艺术处理上的难题、关卡而几天几夜苦思冥想的巨大精力消耗……这一切使他在写到第2 部的最后阶段时，已经力不从心，像个重危的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第2 部结束时，他也完全倒下了。经故乡榆林一老中医诊治，才将生命从死神手中抢回来。此时，医生和亲友都劝他暂时停止第3 部的创作，好好休息一两年，让身体恢复元气。但路遥想到曹雪芹、柳青等文学大师们长卷未尽身先死的永恒遗憾，想到鲁迅晚年疾病缠身时也说过：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生存观，他终于下定决心，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去完成这最后的一搏。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以为社会创造的成果多少来衡量，而不是以自然年轮的长短来计算的。又经过一年多艰辛创作，他终于建起了《平凡的世界》这座辉煌的艺术大厦。小说问世后获得强烈的反响，并获得第3 届茅盾文学奖。然而，路遥却终于因疲累过度元气大伤，在43 岁的盛年，永远告别了他的故乡热土，告别了无数热爱他、崇拜他的读者，为文学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这种坚强的人格，博大的精神境界，高品位的人生价值观，不仅在物欲横流、精神家园日渐被忽视的当今社会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一代代后人，也将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为美好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将超越地域、时空而长存。

苏格拉底认为，人最大的智慧是“自知其无知”，这才能保持自己独立向上的人格。孔子则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这简朴的真理。王瑞贤先生在“两极哲理”中，将古今圣贤的道德修养，自己的切身体会及众多成功人士的经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对这一问题的明晰认识“当你的智慧与成就越高时，你要活得越像一位普通人” , “当你越了不起时，就要在生活里表现得越平凡。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少烦恼，你也会越来越成功。”这是从正面谈作人应该谦虚、谨慎的道理。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这种人生感受，他又从反面以设问的口气劝诫那些志得意满、骄形于色的人：“当你得意的时候，请记得你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将来也是空手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有什么能值得你得意呢？”这真是一语中的，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成功在人生历程中的实质意义：奋斗的过程中显示的生命活力，远远超过了成功带来的赞誉！

无独有偶，路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恰恰与王瑞贤先生不谋而合。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篇创作谈中说“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绝不可能在这种过份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充实。”他清醒地认识到“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如果为微小的收获而沾沾自喜，本身就是一种无价值的表现。最渺小的作家常记着成绩和荣耀，最伟大的作家常沉浸于创造和劳动。”正是这种正确的成就观、事业观，这种在成功面前谦虚谨慎的自律，使他超越了很多人难以超越的成功的障碍，终于迈上了又一个更高的人生台阶。无论在成名之前还是成功之后，他一直热爱文学、崇拜作家，视前辈作家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 ；但他自己却从不自视高人一等，多次强调要保持普通劳动人民的本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耕作，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他不像有些浅薄的作家，稍有成就便目空一切，傲视一切，而十分谦逊地说：“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 即使是获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在领奖仪式的致词中仍然十分谦逊纯朴地说：“人民是我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脐手眠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这些话说的多么好啊！在这种取得了巨大成功却仍保持着童稚纯朴本质的精神境界面前，我们多少凡夫俗子在生活、事业上的小小成功，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路遥自己是这样朴实、谦逊，他塑造的众多人物中，也不乏“满招损、谦受益”的生动例子。《人生》中心高气盛、虚狂浮躁的高加林，是一个“满招损”的典型，他上中学时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梦想成为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订了几个关于“美洲问题”、“非洲问题”、“中东问题”的专题笔记本，把老师同学唬了一跳。这种太不切实际的作法，最终自然只能成为泡影与笑料。回村后经过几番磨折，走后门进县城当了通讯干事，并作出了一些成绩后，更是狂得了的，“联合国都想去！”结果因为负情夺爱遭张克南母亲报复，揭了他的老底，很快被吊销农村户口、解除工作，两手空空地重新回到故乡的黄土地。他那么虚狂，在人生的路上怎能不跌跤呢？这也正好印证了王瑞贤先生的两极哲理：骄傲自满这个“前极”，给高加林带来了从高空落到黄土地这重大挫折的“后极”。与他相反，《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安、少平两兄弟，虽然也富于勇气和才华，但他们做人比较稳健，在事业前途上从不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步一个脚印地创造自己的事业，改变自己的环境，且尊老爱幼，助弱抑强，因而赢得了周围群众的肯定与赞誉。这种朴实谦逊的良险“前极’，就给他们带来了好的“后极”，少安成为农村改革的先锋，不仅自己先富了起来，而且帮助乡亲们解决了不少经济困难。他最后捐资建校的善性“前极” ，又必然为他带来扩大社会影响、声誉的良性“后极”，使他的事业得到更快更大的发展。少平则因为做人谦逊，做事勤奋肯吃亏，在城郊大队支书心中落下了好印象，才能将户口迁过来，为其后合法进煤矿当工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无疑也是良性前极必然带来的有助于人生发展的好的后极。此外，如干部队伍中的田福军也是这样，他肯读书、善思考，把为人民服务当作真正的当官宗旨，因而在群众面前不摆架子，经常深入农村，了解下情，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敢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这种优秀思想品质与工作态度的良性前极，带来的积极后极是：当三中全会后改革大潮掀起时，他的胆识、才干很快得到新任省委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爱戴与信赖，破格提拔他担任地委领导。由于他思想解放，工作勤奋，政绩突出，随后又担任省上的领导，使自己的才华、抱负得到施展，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王瑞贤先生的“两极哲理”与路遥及其小说中显示出的人生哲理，相通之处很多，限于篇幅，只能就上述两大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从中确实可以看出人类精神领域跨国界的自然交融。研究这种现象，认识这种现象，对于加强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与沟通，加强不同国家民族人民之间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互相学习与借鉴，从而使优秀的文化能够在更多民族，更大文化范围被认同、接受。这对我们整个世界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