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哲理

标题: 王婕的长篇小说连载《曙光》第17章 [打印本页]

作者: 马迎春 时间: 2012-2-21 10:40
标题: 王婕的长篇小说连载《曙光》第17章

第十七章

分与合的辩证法

黄沙镇由镇干部职工和各机关、学校干部职工组成了文艺队，定期或不定期在各中原县、乡镇或某村演出，特别是各村联户代表，争唱联户代表之歌，合唱比赛争当第一；镇小学和中学学生，也掀起了歌咏比赛，联户代表之歌已深入人心。与此同时，朱为民又创作出了《好制度》歌。

好制度
好猫能逮住大老鼠，
好药能驱除恶病毒。
好歌得有好乐谱，
好风气全靠好制度。
好制度必须由咱老百姓当家作主，
好制度必须让百姓振臂欢呼。
联户代表谱写出科学发展的音符，
唱出了一幅美妙和谐复兴的宏图。

好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好汉能降伏大老虎。
好屋得有好梁柱，
好干部也得人监督。
好制度才能让咱老百姓义无反顾，
好制度必须让百姓安泰幸福。
联户代表擂响了威风民主的锣鼓，
画出了一部旷世富强的天地大书。
联户代表是党执政为民的基础，
这支歌能唤醒喷薄日出。
咱唱它千万个春秋，
唱它千万个寒暑，
只唱得龙飞凤舞，
大中国花团锦簇。

自从推行了联户代表制以来，黄沙镇23个行政村没有发生过一起集体上访事件，300多名村干部没有一人违法违纪，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有了明显提高；在2008年进行的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民参选率在90％以上，选举成功率达100％。当年12份，朱为民被第四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授予“三农研究创新奖”特别奖。
他的感言是：联户代表制是在黄沙镇党委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顺应了民情民意，和联产责任制相配套的一种新型的致力于农村村民自治体系。联产制填饱了农民肚皮；联户制调动了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激发群众的创业致富欲望，催生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农民感官。
2009年8月，联户代表制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关心帮助下，开创了全国第一家互联网“村治在线”网页，让联户代表制度扎了科技翅膀。
2009年11月18日，中国“村治在线”开通新闻发布会暨“村组法修改”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会堂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学校、国家行政学院、全国人大法制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纪委研究室、民政部、农业部、中央编译局以及豫南、湖南、陕西等省、市、县、镇的专家学者和基层领导同志150余人参加了会议。
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打开网页，不管是领导还是在外务工的村民，在百度搜索“村治在线”几个汉字，网页就会瞬间打开，黄沙镇的23个行政村里的村务和和财务，村里发生重大变动和奖罚消息等一系列的大事小情，都能够一览无余。
随便点某村的村名，再点进入，就可以看到23个村里的政务和村务，查看到各村的支书和村长的任免情况，还分别配有他们的彩色照片，给在本地或在外打工不了解村政村务的村民一个非常明白的结果。
村治在线的开通，被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教授们称之为——科技包青天。
每一项制度的创立，在实践和成长的过程中，都有着一定的弊病和不完善因素存在，联户代表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些不完备的小问题。
例如：
某村的的闺女离婚回了娘家，她哥哥正好是组长，她就哭哭涕涕的找到哥嫂，要求享受组里的所有福利。哥哥听了立即拒绝说不可能，母亲又出面闹，嫂子想减轻负担也支持她们，组长没办法，只得让妹妹去征求组里几个联户代表的意见。
母亲得到儿子这样的许可，当天晚上，趁天黑无人出入时，和女儿一起提上礼物，逐一到每个联户代表家里坐了坐，请大家看到老亲旧邻、屋檐搭屋檐的份上，给女儿一条活路，就剩下没说让他们看到儿子情面上这话了。联户代表们个个不知道如何是好。老婆劝说道：“别人已经签过字了，咱要不签，怎么磨不开情面，人家还提来的这么贵重的礼物，咋也不能说不啊！”第二个代表只得半推半就的在申请上签字。以此类推，四人分而攻之，全部签了“同意”二字。
每个联户代表都签了字，组长客气地说：“既然大家都无异意，此事就这么定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手起章落，公章就盖上了，这一盖就算过关了。四个联户代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能再说什么。
此事一公布，家庭代表就纷纷找各自的联户代表提意见，说为什么要签字同意，前面有离婚的闺女都不能享受村民待遇，怎么到组长的妹妹就行了，原以为有了联户代表，是大家说了算，到底还是不中用啊，你们还是大家的代表吗？狗屁都不中。
有一个联户体里吵了起来，别的联户体也跟着不愿意了，四个联户代表们，你说怪他，他说怪你，各执一词。最后只怪谁是第一个签的字，后面的说，他都签字了，我如果不签字，那怎么说得过去，脸面上摸不开啊？
最先签字的代表被找出来，他只得低下头说：“婶子说我小时没娘，她当时正好生了妹子，女孩子饭量小，她就整天把一半的奶喂了我，所以我才能平安的长大成人。这事儿，我爹也曾经这样教育我，说我因为没奶吃，瘦的像个猴子，又黑又小还整天生病，一岁的时候还没人家半岁个高。自从吃了婶子的奶水，我也变胖了长白了，更不生病了。如今妹子有难，婶子流着泪求我说，孩子，奶水对一个孩子来说胜过金银财宝，婶子那时都无偿地给了我，如今妹子有难，只是分一点点大家的福利，不看僧面看佛面，让我看在妹子分给我奶吃的份上帮帮她、救救她。你们说，我能说不字吗，我要不签字还算是人吗？”
大家都无语了，一个庄子里住了祖祖辈辈，恩情亲情，谁跟谁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上查500年还是一个祖先呢，已经同意了的事再反悔，那不得结下一辈的仇怨啊！
个别联户代表把此事汇报到镇联户代表主任张超哪儿，张主任请示联户代表副组长傅满屯，傅满屯又跟朱为民商量。他俩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不好处理，只好不了了之。
制度的漏洞发现了，就要想法弥补上，可是，什么办法好呢？
朱为民在工作之余脑子里总是闪出这个心结。世上的事，大凡任何纽结总是有方法解决的。猫毙鼠，百草治百病，五行相克又相生，《三国演义》里名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分一合看似简单却又存在着许多辩证法。现在的联户代表制度，是把组长的权力下放、分给了大家，算是“分”；一旦遇到什么事，大家应该聚集在一起公开商量统一起来，这样才叫公证，大家的意见统一了就叫“合”。可是，这次解决问题是分为个体攻破并没有合在一起就办了事，所以才出现了漏洞，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必须集中到一起来见面才能办事，不但统一了意见还可以讨论一下再做决定呢？
朱为民一直捉摸着这个问题，如他老婆所言，他又像犯了相思病一样，走着想坐着想，回到家躺在床上还是想。他脑子里似乎显现出一张报纸，好像是2007年春天，他无意间在报上看过一个报道，是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发明的“五合章”，称其为史上“最牛公章”。只是他们的五合章分别是老干部老党员拿着，而这些老人们还是听村里现任干部指挥，盖不盖章也与他们各自的利益无冲突，所以分开的章在他们手里并没有什么分量，致使这种“最牛”之事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推广不下去，生命力也弱到了极点。
朱为民突然感觉，可以借鉴这个分章法。自然也不是照搬他们的套路，更多的是有着他自己的想法。人的手指有五个，一只手伸开是分为五个个体，握紧时又是一个拳头，各个手指虽然长短不一，却有着各自的功能与不同用处；握在一起时更是劲往一处使的有力组合。这一伸、一握都互有所长所短，拳头再有力也办不了手指的功能，他们互辅互助就能达到一定的功力境界，看似分却又无处不能合，多好的组合啊！
如今黄沙实行闻讯代表制度后，最大的组里，也只有八个联户代表，最小组也有四人，能不能把村组的公章，分开来，凡事当面商量，统一思想才能把章合在一起，如果有一人不同意某项决定，缺了一瓣的章就是硬盖上，任何人一看就能知道，那不是就办不成事了吗？
公章，分开来保管，那就是分；一旦要决定一项事需要盖章时，就要合。这一合、一分，不正像手指和拳头一样吗？
想到这里，朱为民一阵兴奋，先找傅满屯讨论分析，讲明他的思维和观点，傅满屯感觉虽然是好点子，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会不会也引起媒体报道，说我们出风头跟风呢，给我们定为第二“最牛”。又提了几点小意见，还是建议开党委会讨论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
党委会议上，意见不是太统一，朱为民就说：“那咱们就先试行一下，看哪个村、哪个组愿意，镇里不强迫、也不指派。愿意的呢，由他们自己写出申请来，经过联户代表领导小组同意后，才能给他们分公章。”
消息刚公布，没想到李白村的联户代表一得知这个消息，就积极要求在他们组做试点。联户代表们直接找到朱为民，迫切要求分公章。
朱为民突然想到，要是公章分了五瓣，中间如果有一人说丢了那可怎么办啊。他于是对他们说：“分，可以。但是，我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凡拿一瓣章的人必须交五十元押金给镇里，一年内不丢不毁坏、保存完好的话镇里奖励一百元。如果丢失或毁坏，押金不退还罚其重新出钱再制一玫五瓣章来。三年到任时，交出所保管的公章，押金全额退回。”
大家觉得朱书记说得合情合理，纷纷表示愿意交押金并无条件同意奖罚制度。
要分组里的公章一事，再一次分散了组长的权力。以前，联户代表不同的事，组长一盖公章就这么着了，特别是经济收入多开资大的村组，组长的和联户代表就成了天敌，联户代表意见再大，他还是权力的集中者，公章就是他的代言者。镇里这样一施行，个别组长感觉权力旁落，再没有硬东西可以显示自己的领导地位，抵触情绪就很大，迟迟不同意分。更有个别组长，见他组里的联户代表积极，就撂下话说：“分吧，分吧，我也不当这个破官了！”
几个代表一听，这不是吓唬人吗。组长宣布散会时，大家都不走，各自低头不语或抽烟吐烟圈玩儿。
组长问：“怎么不走啊？”
见没人理他，他一气就自己先走了。他一走，有个代表就说：“你不当组长我们就不要组长了，我们几个联户代表分别拿着组里的章，有事大家一起商量，共同做主，有组长过日子，没组长一样生活”。
“我们几个代表还平白的有了一笔官费，大家一起平分了，那也不错。”
“哈……”
看似轻松一说一笑，其实就算商定了这个意见。他们次日一起找到镇里，把这些想法汇报一下，镇里觉得他们的想法合理又合法，让他们还是不要搞僵商量着来，事实上也就是默认了他们的作为。
组长被逼无奈，犹豫再三，思来想去，要是真不干了，觉得太没面子，大形势不可逆，组长也不是铁的，只得同意破开公章。
“民主，民主，就民主到底吧，反正这个最末级的政府芝麻官儿，原本就不算个俅官！”这是一位组长的气愤之语。
傅满屯在一次开村、组长会议时说：“分章一事，各组意见不一，当然，组长有抵触情绪也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你们再细想想，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享受生活的程度高了，大家或小聚或走亲串友的机会多了，万一我们喝高了，正好遇到什么事，需要盖章定论，酒喝肚里却迷了头脑，一高兴盖上章形成事实，等醒来再后悔也晚了，这责任酒可不替你承担。如今这章一分，咱们再喝高，也不可能人人都喝高吧，这不是他们无形中给咱分担了责任和错误吗？”
“谁变蝎子谁蛰人”这话，大家比我清楚说的是什么意思吧？群众不相信咱们呗，如今，一个没有错误的干部，他自己不想当长都难。五瓣章分了权也分了过，大家觉得是不错。
“俗话说无债一身轻。无过呢，那咱就更能腰杆直。凡事都有利弊，大家都是明白人。”一个组长感言说。
陈庄村第六组施行了分公章，其它组的联户代表也积极要求分。组长们看到那个撒赖的组长遭遇下不了来台的难堪，也没阻挡得了分的命运，只得忍气吞声，一致同意。分！
推行五瓣章半年来，都是各个村民组先写申请，经镇联户办公室批准通过后，镇里再决定给他刻制五瓣章。
朱为民总结五瓣章以来的工作，认为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又能稳定民心、民意的最佳方法。
遇事时，大家必须凑到一起讨论、商议，各自承担着一份利益和得失，有违他利益的事，诸如分减了他们的利益，哪个人都不会顾及面子而同意的。凡理由充分应该解决的事情，大家达成统一时，各自才掏出一瓣章来，五瓣章凑齐成为一个完整的公章时，才能盖下去，才形成公共权力，再不会出现分而签字就同意的情况。
如此的分法，联户代表们真正起到参政议政的地步，实现了真正民主，诉求得到合理又有力的验证，理顺了村民的怨言，农民们有了做主的幸福感。
正如一位媒体记者了解五瓣章后的感言：简简单单的形式，实实在在的民主。
某媒体禁不住又问朱为民说：“朱书记，比如说，政府需要征用某村民组的土地，这可是大事，得组里盖章同意才能通过的，如今哪个农民对卖地都有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黄沙这样实行了彻底民主，他们又都是来自于地道的农民，不受政府硬性管制，更没有工资控制他们，又左右不了他们的代表权力，他们就是不同意交出各自的一瓣章来，就是不同意盖章，鉴于此类事情，镇里有什么怎么办？”
“如果是政府行为的大事，村民组就有决策权，在讲事实说精神都无效的情况下，组长在特殊情况下，一票制通过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主流民意与政治方向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时，当然还是党是核心，党领导一切。组长代表的是政府和上级组织，至于经济问题，那就不一样就得民主解决。”
社科院农村问题研究专家王强，给黄沙镇写了一首诗，很贴切地概括如下：
村治在线促民主；
集体决策顺民意；
五瓣公章保民权；
承诺保证系民心。
2008年，朱为民在镇党委会上，让镇企业办刘主任，找出各村的能人名单，把他们分别列下来，让大家认识。当大家还没明白他的意思时，他又一次大胆的提出，全镇的村支书搞一次大洗牌或者说村民选举时，把这些人作为候选人介绍给乡亲们，让大家感觉一下。
朱为民这个想法一提出，就得到全部党委成员的支持，纷纷说这个办法好，各个企业法人虽然有钱了，却还是本地人，父母家人都还在村里住着，请他们回家任职，一定会收到良好效果。
事有凑巧，2008年夏天刚刚选了一批企业法人填充到村干部队伍里来，2009年中原县就大搞起全民医疗保险和老年养老保险行动。收入好、交通好一些的村子自然都能交得起保费，很乐意享受国家的安民政策。但是，偏远一点的村子，没有卖土地，收入仍然是靠地里粮食和打工赚得，特别是老人们，更不可能有多余的钱，眼看着国家的惠民制度享受不到，他们都很心焦，苦于无钱，只能望天长叹。
这时，大有庄村新任支书刘强，正是这次新上任的“企业法人”类型的村支书。他出身军人，因思想积极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业回村后，一直在外搞经营，由个体户扩大到企业法人，如今已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老板。镇领导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就欣然同意了镇党委的决定，很愿意回村里任职，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发家致富。
镇干部来的路上，还担心刘强这样的大款，会不会给面子，万一拒绝了怎么办。所以谈话时，他们说话的语气总是绕着，刘强一听就急了，并明确地说：“其实我早就想回村去，为村里做点小事儿，力所能及的为乡亲尽点养育情，只是一直碍于自己没有职务又不好跟镇里开口要官。”
“你不怕村务烦心，影响你赚钱？”
“钱是赚不完的，家乡、父母每个人却只有一个。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我还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如此顺利的谈话，自然是皆大欢喜，刘强就被任命为大有庄村支部书记。
了解到村里很多老人实在交不起保费，他先咨询村里有多少老人，需要交保费总款多少，等结果出来后，他毫不犹豫的一次拿出五十万元钱，为村里老人垫资了养老保险费。
在发放养老保险证书时的现场，场面十分感人，没有电台录相更没有媒体报导，老人们个个伸出接证书的手都在颤抖着，已经说不出感激的话语了，还是有人眼含热泪说：“世代为官的，都是想法剥削老百姓，如今这是怎么了，当官的为穷人出钱买幸福，比自己的儿女都有用啊！”
选拔企业法人回村任职一事，并不是朱为民凭空想像而为之的，而是一个村支书的提醒得出的灵感。
小李庄村，离黄沙镇住地很近，近几年又有物流通道从村中横贯而过，征地、拆迁一直是最头疼的事，补偿问题更是矛盾重重。支书被骂得要求辞职多次，实在苦于无法，就直接找到朱为民说：“我们村光在省城任职做官的就有好几家，他们家的事太难办，太复杂，得请出最有名望最有威信的人任职才能镇住，一般人，谁任这个支书也干不好。
“你直接说，应该请谁吧？”
“以前，俺村出现过拆迁矛盾的很僵的事，怎么都调解不了，我也汇报给您，后来还是我请回老同学刘锁回来帮忙，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做工作，第二天大家一起吃了顿饭，麻烦就解决了，你还记得不？”
“有这事，听你说过。”
“如今他做了企业老板，顺风得雨，我感觉俺村的工作，只有请他回来任职，才能顺利开展一切工作。”
“有理由吗？”
“你看，他如今已有上亿资产，现在又回村办了一个大型的混凝土加工基地，用的工人都是本村本土的乡亲父老，在这之前，村里谁家有了困难，只要找到他，没有不帮的。这样的人在村里哪能没有威望和好名声啊？要是他当村干部，老百姓信任他，依靠他，再不会没有人怀疑干部贪污、挪用公款了，这样一来，各项工作也就好进行多了，我分析的有理吗朱书记？”
“嗯，让我想想。”
这一想，朱为民越想越觉得有理，于是就开了党委会，决定给各村找出他们的真正带头人来。
刘锁、刘强就是第一批被任命的村支书，各村也分别效仿，找出企业法人回村任职。有的村还没等镇里任命，在2008村民选举时，就自己找出企业法人来当村长，充当他们的领头雁、带头人。南京寺村的吴大海就是其中之一。更为特殊的是镇党委委员王六零，硬被村民推举为村支书兼村长。
谁说中国农民保守？其实，他们最具有创造性！是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创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序幕。紧接着，他们又“农村包围城市”，进军到各个大、中、小城市里，去寻找商机，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改革的风云突变。如今，先一步富起来的农民们已经成了许多行业的企业法人，他闪既是市场经济体制所伴生的生力军，又是带动浓厚旧体制痕迹的社会主流群体，他们越来越让新时代不可小觑。
黄沙镇的进一步改革，带动了农民的新思潮，给农村创造出许多好境象。为了探索建立多元化农村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司法民主化、社会化进程，解决农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人民法院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群众满意的目标要求，根据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原县法院成立社会法庭试点的决定，黄沙镇于2009年8月8日正式成立了社会法庭。
黄沙镇的社会法庭不同于其他地方，他们依托的是联户代表这个大载体。住村“法官”六名，常住镇法庭的“法官”三名，他们全是由全镇名监委会成员中，5比1选举，然后再优中选优，论懂法、知法、人品、德行和社会资历并愿意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中评选出来的。
三名社会法官上任后，尽职尽责，截至目前，已成功调解和解决了涉及邻里纠纷、赡养、宅基、婆媳和兄弟矛盾120起。调解率100％，调成率80％以上，无一起反悔和上诉的。
社会法庭办案，便民、快捷又不收任何费用，更不跟任何一方结怨，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上级赞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县法院转到镇里巡回法庭一起村民纠纷，“一个暖瓶案”。一个暖瓶只不过区区十几元钱，能有多少理不清讲不明的麻烦呢，还值得惊官动府打官司？
张某去邻居李某家借一把铁铣使用，他手忙脚乱中不小心把旁边的锄头碰倒了。锄头不偏不歪正好倒在李某放在地上的暖瓶上，暖瓶恰巧刚刚冲满开水，饱饱地暖瓶遇到撞击，暖瓶里的气力借着外来力度一下引起爆炸。
只听“嘭”地一声爆响，顿时开水流了一地，暖瓶胆如白银一样也撒了一片。这边还没顾上收拾，那边却发生了更惊心的场景，李某七十多岁又多病的父亲，借着正午的暖阳晒太阳，正享受着阳光的爱抚，在暖融融地温情中，老爷子昏昏沉沉中刚睡着，或许还在温暖的美梦中，不意间平空响了一声爆炸，使他还来不及清醒过来，就大叫一声昏迷过去不醒人世。
老先生被叫醒后，儿女不放心，急忙拉到医院里为他挂了急诊，当天就留院观察正式住院。
住院后，老人的儿女们要求张某赔偿医药费，张某诧异，我只是借一个铣还没拿走呢，怎么就要赔钱呢？
老人的儿女认为是因为他的失误导致老人惊吓至昏迷，就诉讼到中原县法院并要求再追加赔偿精神损失费，加到一起计算出4000元。
中原县法院把这个案子转回到黄沙镇巡回法庭，巡回法庭觉得案情属于邻里纠纷，就移交到社会法庭来解决。
毕法官和张法官接手案件后，先下到他们村组里了解情况，又分别听取了他们的思想和要求，然后根据民情乡规，对他们讲事实说道理，只用了半月时间，此事就完满收场，双方还握手言合，欢笑一堂。
回忆起办理此案的经过，张法官颇为感叹地说：“从此类小纠纷小案件中可透视出大社会来，社会文明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完全觉醒了。”
李某认为自己并没触犯法律，只是无意中把锄头碰倒，锄头又间接性的把暖瓶砸碎，响声造成张老头昏迷。一，因为老头年龄大又常年有病，自身的虚弱才是主导因素，平常人听到一声响最多也就是吓一跳罢了；其二，即便是老人昏迷一时还是立刻醒来了，李某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叫醒老人又帮助叫其家人回家。本质上，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赔只暖瓶他认为应该，上法庭告状他觉得太小题大作，还有点欺负人的意思，更何况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而且高达4000元，太过份了。
老人的儿女则认为，响声吓昏老人是事实，也是主导事端恶化的源头，直接导致了恶果发生。暖瓶不值钱，值钱的是老人精神受到了莫大刺激，假如老头昏迷后久叫不醒，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留下的遗憾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4000元的精神赔偿远远低于我们的要求，只是看在邻居的情份上，念其不是故意而为之才开出如此低的价码，我们已经够仁义了。
张法官先和李家谈家常里短，道人间真情，说不尽的远亲不如近邻之理。精神赔偿一事，依照法律来说，可多可少，根据全国公开了的案例来说，高的有数万元之多，低的也就是一句道歉话。4000元的要求确实很低，但是邻里之间的误碰误撞那是亲密的象征，用钱来衡量太贬值了邻里的情份。再说，如今黄沙如此大发展，不单单是哪一家富了，任谁家也不少这几千块钱，如果你们真接受了4000元的赔偿，往后在村里、人前背后难保不遭闲话。俗话说，钱短人长久。咱们一个村住了几辈人了，又不像城市人搬了家就不是邻居了，可咱们还有多少代要搁乡亲呢，别为了这点儿钱让邻里指脊梁，我知道你们也不在乎这点儿钱，主要是赌一口气，咱农村人面子是大于金钱的。
李家人一听，忙点头说：“是啊，是啊，他非说没一点错，一听这话让人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要是不弄出响声吓晕老头子，他就是自己死在家里也会讹你一分钱，怎么就非说没错呢？俺赌的就是这一口气，钱不钱的，哪家也不缺那几千。”
话说到这种地步，法官们心里有了底，这才又找到张家去。
再和张家谈时，就好谈多了。于是，把双方都请到镇社会法庭来，当面调解，经调解，张、李两家当场握手言欢。
事后，李某买一只暖瓶和礼物上门道歉，两家从此合好如初。
2010年3月，镇巡回法庭转来一起宅基地纠纷案。原告边海成与被告李永恒协商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被告将位于黄沙镇塑钢市场东边的宅基地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一次性将转让费285000元交给了被告。但后来被告觉得价格卖的太低，又将这块宅基地以高价格转让给了他人，并拒不退还原告所交的转让费。双方多次交涉未果，债权债务关系一直持续三年有余。
黄沙镇社会法庭接手这起案件后，针对实际情况和案由进行了解和分析，并下到村组里去详细走访村民，积极展开调解工作。
最初，原告强烈要求，必须履行原来的协议退出土地，或者一次性退还所付的钱款和三年来的贷款利息。
三年来的利息，就是按银行利息一结算，那也是近二十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原告之所以做了让步，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原来订的协议根本不合法，依照土地法规定，土地是不准私人买卖的，即便是交易了也作废，所以，原告要求被告返还他们所付的钱和利息。按说，原告作出如此让步也算合情合理了，可是被告委托的律师一听，头却摇的像扑棱鼓一样。
被告自知理亏，一直推托工作繁忙，委托一名律师全权代理此案。再高级的律师也无法把被告辩成有理方，更不可能不退钱，所以代理人每到理亏词穷时，总是一再要求把此案转呈到县法庭去。
律师当然有他的用意，在这里代理如此大的经济案件，只能拿到委托人与他谈妥的少部分代理费，而一旦转到县法院，那可就是按比例收取代理，如此这样一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代理费。
鉴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邻里案件，社会法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政府精神还是法院方面，都支持调解解决为上。所以，社会法官认真耐心地和双方分别谈心，分析各自的失误和不到之处，并让大家互相理解谦让，邻里乡情大于一切，总之，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历经半月之久，二十多次的调解，双方同意以下解决方案。
被告分三次返还原告转交的钱款，三年利息也各让一步对半打折，只付十万元于原告。
在被告返还最后一笔款给原告时，原告感激地要请大家喝酒，他们一再拒绝后，原告无法表达谢意，就特意制作了一面大红锦旗，并提字：社会法庭真正好！
“在农村，看去简单却在在着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一个鸡蛋虽小，却也引起了一桩难解难判的案情来。”李法官感叹地说。
黄沙镇的联户代表制度的法制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上至八十多岁老人，下至十几岁少年，几乎人人都学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了。
某村有位性格固执的老太太，邻家有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十多岁孩子，在她一再警告不准碰鸡蛋的情况下，故意用小棍子把鸡蛋捣掉摔碎了，她愤而怒骂并花50元钱请人写了诉状，去中原县法院起诉。
老太太声称，一个鸡蛋虽不值钱，却伤了她的自尊，因为在鸡蛋被摔之前，她一再告诫不准动，而这个已经懂事的孩子，无视她的存在和警告，故意绕过她的拦挡用小棍子捣掉鸡蛋并摔碎，伤透了她的尊严和人格，要求对方当面赔理道歉并赔偿一千元的精神损失费。
县法院又一次把此案转回到镇社会法庭来，此事看去事小，却透出群众法制观觉醒的大问题。
一个鸡蛋，在老太太眼里透视的却不再是几毛钱的事，她能上升到人格和尊严上来，并且想到去起诉争回尊严，虽然此事透出老人性格固执和执扭，却更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了。
又是李法官和毕法官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后，家长带着孩子买一些礼物，上门跟老人道歉言合。
一个鸡蛋，一只暖瓶，一个家庭，一座村庄。哪里有人群的地方，哪里就有矛盾产生。从几毛钱的小事到几十万元的大事，这样的邻里纠纷，婆媳不合、兄弟打架和争抢宅基等等，如不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都会成为激化矛盾的根源。
社会法庭在解决和调解任何案件和纠纷时，不收双方当事人一分钱的诉讼费，还自己花钱买油出车下到村组里去，走家串户做工作，为社会稳定、邻里和谐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经他们调解成功的案件达80％以上，并且无一起反悔案，得到社会上良好评价。他们还开展了电话受理，一些小矛盾和不懂的法律知识在电话里就讲通说明白了。而这些特殊的法官们，并没有固定工资，只是镇政府按办案数量给予一定的补助。其实，补助费还不够“法官”们上、下班和办案跑路的油费。
“就因为他们都是联户代表，他们愿意付出和贡献。”朱为民自豪地这样下了定语。

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马克斯－韦伯在很早就说，直接民主也是有可能的：
一、这个组织必须是区域性的，或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
二、这些成员的社会地位必须没有很大差异；
三、行政功能应该比较简单和稳定；
四、必须有目的地进行最低限度的人员培训。

这四条，朱为民带领的黄沙镇都在无意中做到了，而且还是自觉的搞了多次培训班，从村干部到联户代表、到家庭代表。在朱为民的积极申请下，县委同意他们附着县党校，在黄沙的土地上自筹资金一千多万元，建设一所自己的学校，也就是农民学校。
这所特殊学校，已经初见规模，预计2011年底就能交工使用。朱为民打算在自己的学校里，把全镇的农民来一次彻底洗脑，全面大培训，而且是分级别、分层次、分不同技术的培训到位、到点。到哪时，再在自己增值过的土壤和大环境下搞乡村民主，那就不再是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而是乘着新时代的列车运行在祖国的沃土和疆域上！
朱为民不重跑官重为民，无不透视出朱为民的为官和为人态度来。一个是可以维护领导的面子，花的是单位的钱；另一个则是老百姓，帮助后只能得到几句感激的话，却无法为他的仕途起到一点作用。可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为穷人送一把碳，胜过给富人一座金山，得罪了某个领导，最多也就是说些坏话，为将来的升职道路多设点障碍；而帮助一个村民呢，救了他也等于救了一个家庭，同时也减轻了社会责任，为人间减少疾苦和灾难，给党和国家营得了好声誉，这样想，做法就更值得赞扬了。
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中国多一些这样的基层干部，农村社会安定应该得到很好的稳定，老百姓自然更加安居乐业。
一位黄沙镇的大学生闲聊时，跟他的同学们谈到对“联户代表制度”的看法说：“有一个发生在我家的事。”
学生的父亲不幸得了癌症，急需住院治疗，按以往的惯例自觉交现金办了住院手续，母亲只知道哭，他也乱了方寸，一时感觉天快要塌了。就在全家人六神无主时，村支书和村长一起来到医院，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有医保了，大病能报销十几万。村里觉得他们家有困难，特意先借给他们两万元钱，让他安心给父亲治病。
学生的母亲十分感动，他们走后还一直问儿子说：“以前村干部都是大爷级的，咱跟他们没亲没故的，怎么对咱这样好？”
学生不知道如何回答母亲的话的，只好说：“可能因为父亲是联户代表吧！”
不管学生说的对不对，这种情况已经充分证明，干部和群众融为了一体。群众依靠干部、干部依托于群众的和谐局面。
朱为民希望这种局面能够遍布全国的各个乡村，扎根到每个一个角角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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