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点评省长骑车挨训老百姓骑车将不难

马迎春

普评制点评省长骑车挨训老百姓骑车将不难




看到《省长骑车挨训，市民骑行将不难》这篇文章，我首先想到的是天津老市长胡昭衡。
1963年10月16日，胡昭衡举家来到天津，就任市长。天津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市区既脏且乱，环境卫生搞得太差了。和内蒙古草原上的那种清新空气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没有用多长的时间，经过他大抓一番之后，环境卫生便显见好转……。


接着，他便把精力转到工业生产上去。
在市委常委会上，他提出了天津工业“迎头超北京，立足赶上海”的口号。胡昭衡为此还曾带着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到自行车厂去蹲点。


在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胡昭衡在去自行车厂的路上，他走进路旁的早点铺去买油条、烧饼、馄饨吃。他原是以一个普通顾客的身份去的。有时不是发现豆浆大锅里掉进了苍蝇，就是感到馄饨碗里的分量不足。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性质也不相符。一种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随即将这些问题向早点铺提出来，希望他们今后注意。那时的社会风气非常纯朴，人人都以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为荣。早点铺立即表示虚心接受，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停在路边的他坐的那辆外国产的小轿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年能坐这种小轿车的人寥若晨星。有人终于从那辆小轿车上认出了胡市长。




这样一来，胡市长微服私访，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佳话，便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开来。广大市民热烈称赞胡市长的这种工作作风。还有，我看过他在内蒙工作




业余写的一本书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但当时的感觉很好，所以，一口气就读完了。但在这，我还是用一下，他这个书名，老生常谈一下：




最近我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特别强调了下面这段话：
实事求是、辩证法、螺旋上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
曼德拉指出：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普评制认为，人类社会所犯的一切严重错误都是世袭官僚制、终身官僚制、科举官僚制、普选官僚制、委任官僚制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我们所反对的是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和官僚制，而不是因为这些制度而犯错误的个人、团体或种族。这里面当然包括政党、执政党。而




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就是要实行真正负责任的民选民评制。也就是要把基层领导干部的评判罢免权交给被他们领导的普通群众——这样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也就是普评制，老百姓的普评制，而不是继续交给他们的上级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毛主席的所说的：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五--一零九六页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习近平关于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当然，首先要用家庭联户代表制或者走婚登记制建成家庭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建成国家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省长骑车挨训，市民骑行将不难
周蓬安新浪个人认证 2016年05月09日




我到哪里工作都会买一辆自行车，到长沙也买了一辆。骑车上路，一会要骑上人行道；一会路断了要扛着车子过天桥；一会被交警拦住，他也不知道我是省长，还教训几句；我转弯做个手势，提醒后面机动车注意，出租车师傅还把我拦住，摇下车窗，说你摆什么谱啊？又把我骂两句。你说这自行车还能骑吗？这说明我们的公共服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5月9日《东方网》）




以上内容是湖南省长杜家毫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脱稿发言的一小部分。这一小段内容带给笔者的不仅仅是惊讶，更多是惊喜！




之所以惊讶，就在于当今中国竟然还有这么一位省长自己买自行车自己骑；更为惊讶的是，这位经常骑自行车上路的省长，竟然没有随行的簇拥和严格的安保措施，更没有媒体作为“正能量”加以报道。这在一般网民看来，还真的有点不可思议。虽然我们早就接受身家270亿美元，坚持每年只象征性领取一美元工资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经常坐地铁上班，那是因为人家美国是发达的落后国家；虽然我们从内心接受台北市长柯文哲像“屌丝”一样独自落魄地站在地铁门口，竟无人为其让座，我们理解台北仅相当于大陆的一个省会城市，柯文哲的级别至多也就等同大陆省会城市的书记，与省长仍有“一大截子”距离。




之所以感到惊喜，就因为杜家毫独自骑自行车上班若被放大推广，城市管理中的诸多“死结”就都将迎刃而解。




大家知道，中国官员因为较少与选民交流，导致民意难以及时上达，民怨难以及时化解。而依照职务级别高低安排不同的交通、住宿甚至就餐待遇，加之官场、媒体假话连篇，又导致一定级别的官员很少能体会到普通百姓在接受公共服务时遭受的困境，对老百姓的日常疾苦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很多绝对应该改进且很容易改进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弄得老百姓颇有微辞，也让干群关系不再如“鱼水之情”那么密切。




在中国，要想解决一个问题，靠程序估计很缓慢，但若有领导说句话，那行动就快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领导批示”往往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制胜法宝，甚至每次发生特大、重大事故，新闻通稿中也都不忘强调某某领导高度重视，某某领导批示要求，等等。因此杜家毫省长骑车上路，体会到了“骑行难”及修车摊点少等问题，也体会到了省城交警的“牛逼”，并在严肃的会议上公开“揭短”，长沙市领导能不抓紧行动吗？说不定也去买上一辆自行车，经常骑行上班以了解路况，这就不但将迅速解决长沙市民“骑行难”的问题，湖南省其它地级市、县级市的领导，估计回去后也会立即行动。若再推而广之，全国其他省长、市长、县长都能经常骑行，中国城市“骑行难”的问题肯定会很好地得到解决，“绿色出行”或迅速成为时尚。




笔者对杜家毫省长独自骑行感到惊喜，还因为其举动有向其它领域推广的潜在价值。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省长、市长都能经常乘公共交通上下班，那公交系统绝不会那么拥挤，也不会那么不守时；抛开省部级及以上高官的医疗特权不说，如果取消地厅级干部在地级市的医疗特权、县处级干部在县级市（县城）的医疗特权（笔者的《恩施市长的自我批评，暴“自制特权”》一文有披露），中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如果没有传说中的“特供”，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才会真正得到重视；如果省长、市长家楼下整天有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方便市民娱乐健身且不会扰民的小型活动场所就会增多，大型体育场馆等“形象工程”就会减少；如果袁贵仁的孙辈必须在祖籍地安徽参加高考，北京大学就不可能成为“北京人的大学”，高考肯定会变得公平……




我相信绝大多数官员们都想着为民办实事，但因为很多官员高高在上，不接地气，加之不愿意主动废除特权，因此对百姓痛苦缺乏深切体会，甚至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态度冷漠，导致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而杜家毫省长“骑行”效应若能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放大，我相信各类公共服务水平将很快有质的提升。
最后，笔者以杜家毫省长的一席非常“接地气”的话结束本文：我们一定要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和角度去感受感受，不断完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让市民生活更加便捷，让城市更有人情味。


新闻链接:
湖南省长：骑车上路曾挨交警训 被的哥骂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