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忠华：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一）

马迎春

董忠华：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一）
把最好的礼物献给党：通过吸收民智，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
改革的基本方法不同，结果也必然不同。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方法和现实改革方法都是不成熟的。我这个普通工人提出的新的基本改革方法是否可以一试呢？
三十年来腐败发展的警示：已到了决定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了。
从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谈起。
2010年7月14日《天津城市快报》头版报道了一则消息：全国1250名纪委书记集训“反腐”，统一认识磨砺反腐利剑，扩宽视野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
看了这则消息，我既为我们党能坚持并不断的深化反腐而高兴；也为腐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竟会达到这一高度——不得不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而深感惋惜。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标志着，三十年来腐败发展的警示：已到了决定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了；从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的地步了；而这种局面本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所采用的基本改革方法是否对头。
（一）回顾历史。
（1）在毛主席时代，
1．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几乎没有腐败行为，至少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腐败行为。这是事实。
2．但这并不是靠制度建设实现的；而是靠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高度觉悟+毛主席的教育+政治运动实现的。这也是事实。总的来说，这属于“人治”办法。
3．当然，只靠这三点人治办法是没有保障的。这并不能根治腐败。一旦人去政改，腐败就会产生发展起来。现实改革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同志改变了毛主席的做法，腐败果然产生并发展起来了。这也是事实。
4．毛主席深知这一点。所以毛主席一直在对此作以不懈的探索，并把这同“防止党变质”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试图从民主的制度建设方面找到一个能够做好防止党变质和根治腐败的办法；并最终为此而发动了文革。毛主席通过文革，为此而找到的民主制度建设办法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些也都是事实。
5．但是毛主席还没能最后完成这一探索——只差一步，并且这也是最难实现的一步：还没能把这一探索上升到研究和认识到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规律的高度。所以这一探索仍是不成熟的。这也是事实。
（二）我的自荐。
（1）我在多篇文章中曾说过：如果当年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就能及时的做好对上述历史的总结，并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规律的话——
我们党就能找到下述这个改革基本方法：在全国的范围内，先建立一个我所说的（以企业为例的）“党组织指导下的厂长和工人共同管理企业”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管理结构——来搞改革。
（2）那么通过这三十年来的改革，我们就将能进一步从制度建设高度根治腐败。为什么？
1．这是因为，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管理结构，是建立在让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实际主人，共同管理社会这一基础之上的。
而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结构却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共同管理社会这一基础之上的。
所以它是一个比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管理结构，还要先进的社会民主管理结构——作为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社会民主管理结构。
2．这个社会民主管理结构具有以下的功能：这是一个既能够消灭剥削、又能够消灭合法腐败和非法腐败的社会管理结构。
而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管理结构却是保护剥削和合法腐败的（并且这二者是合一的）；它并不能消灭非法腐败——最多只能把非法腐败控制在其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3．而对于腐败（含合法腐败和非法腐败）的产生来说，这是一个能够让人人都羞于腐败，（而不是像现在许多人都以腐败变质为荣），即使想腐败也无法腐败的社会管理结构。所以它能根治腐败。
（3）如果用这个社会管理结构来管理社会，我们就必将取得以下成效——
1．腐败就将能自然而然的得到根治。黑社会、卖淫等旧社会弊病压根儿也不会死灰复燃，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极大的发展。
2．腐败官员和黑社会组织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的产生出来，更用不着枪毙他们。
3．英雄民警也用不着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人为此而牺牲。因腐败所导致的失职所造成的重大事故中的死难者也不会发生的像现在这么多。
4．官员财产登记公开制度也就用不着建立。
5．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因腐败的发展而受到重大的损害。
6．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腐败的发展而受到他国的毁誉。
7．腐败也就不会成为不同政见者试图改变现实中国政治的主要理由之一。不同政见者很可能也不会发展起来。
8．社会主义中国就将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9．总之，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就将成为一个没有腐败的干净的国家。
这样，在根治腐败的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党就能以这一最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成为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成为世界各国心服口服的向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三十年来腐败的发展是越来越厉害；尽管我们党一直坚持反腐败，始终也未能取得真正的成效；以至发展到像现在这样还不得不向香港廉政公署取经学习的地步。
（三）总结现实改革。
站在上述（我的自荐）高度，回过头来再总结我们这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这三十年来，腐败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因为我们：
（1）当年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还没能来得及做好对上述历史的总结；还没能来得及做好对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规律的研究；因而还没能（进一步的）找到上述这个改革基本方法；从而只能回过头来（退一步的）试着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革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改革方法造成的。这也是事实。
（2）那么，为什么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革社会主义”，必然会导致腐败的发展呢？这是因为：
1．采用这个改革方法，首先是必然会导致，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打倒（或改造）资本家以后，一部分党的官员和孩子们，必然会利用权力以改革的名义使自己变成了新的资本家发了大财。这就必然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党的根本政策的倾斜性变化——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倾斜为向这一部分新资本家服务。由此必然导致新资产阶级和新的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上述变化又必然导致合法腐败在全社会精英阶层中的产生和发展。什么是合法腐败？就是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不合理的利益。（对在职的搞）高薪养廉和（对退休的搞）退休金双轨制就是合法腐败的最明显的例证。
3．合法腐败在全社会精英阶层中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全社会精英阶层中不择手段的“一切向钱看”的发展，从而导致“四大腐败”（学术腐败、官员腐败、医药腐败、教育腐败）在全社会的蔓延和发展。
4．掌权阶层中腐败的发展，必然使掌权阶层反腐败的努力陷于乏力。
5．以上就是这三十年来腐败的产生和发展的轨迹：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革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新资产阶级和新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由此又必然导致合法腐败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又必然导致（非法）腐败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3）腐败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特色理论的不成熟性。
1．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也预见到了这一改革必将导致腐败的发展。只不过他没能预见到腐败竟会发展到这么快和这么严重。另外，邓小平同志还认为，我们党掌握有权利，完全有能力适时地制止这一腐败的发展。实际上，这三点正说明了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的不成熟性所在。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不成熟性：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试；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先按我的办法试，不搞争论。邓小平同志这些既谦虚又实事求是的话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造成这一不成熟性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还没能来得及做好对上述历史的总结；还没能来得及做好对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规律的研究；因而还没能（进一步的）找到上述这个改革基本方法；从而只能回过头来（退一步的）试着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革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改革方法造成的。
结论。这三十年腐败的发展，完全是现实改革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不对头和特色理论的不成熟造成的。对此，邓小平同志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的。这些也都是事实。
（四）结论。总之，
1．在毛主席时代，我们党和国家几乎没有大的腐败行为。这是事实。但这是靠“人治”办法实现的。而并不是靠制度保障实现的。这也是事实。
2．这三十年来的现实改革，确实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和快速发展。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采用了“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改革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改革方法造成的。这也是事实。
3．在尊重上述两个事实（文革方法和现实改革方法都是不成熟的。都根源于对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规律缺乏认识。）的基础上；我所提出的新的改革方法，我们能否拿来一试呢？这是需要我们党和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讨的。
总之，改革的基本方法不同，改革的结果也必然不同。到底采用那个方法好，这是可以研究的选择的。以往没来得及研究到的，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选择一试证明是偏了，这不要紧，改过来就好。历史已经证明，文革方法和现实改革方法都是不成熟的。我这个普通工人提出的新的基本改革方法是否可以一试呢？
4．最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提供的改革方法，是最稳妥的过渡性的改革方法；用它来一试，也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这就是结论。（发表于201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