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忠华的“‘十二五’公众建言”

马迎春

董忠华的“‘十二五’公众建言”
天津发改委： “‘十二五’公众建言”
我的建言：《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
尊敬的天津市委领导同志：您好。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从1979年5月开始业余爱好理论探索。今给市领导同志呈上我写的《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新社会发展学——暨社会管理结构学的提出》、《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二）》、等四篇文章。并提出以下建议：
（1）希望我们天津市委的领导同志，在我市的文化建设中，能远见卓识的关注到“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这件事。
这是因为，
1．新思想的发表直接关系到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在文化建设中，没有任何一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能高于它；
3．而我们现实又确实存在着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
（2）据上，在这里，我还想冒昧的请求市领导同志，能同意将我的三篇文章（《新社会发展学——暨社会管理结构学的提出》、《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二）》），能在我们的党报——《天津日报》的《理论创新?前沿》栏目上发表。理由如下：
1．《理论创新?前沿》栏目应以发表新思想为主。我的稿件（世界各国至今还没有人能研究到的新思想）太符合它的发表范围了。
2．我要求发表的目的，是想把它作为（自认为是）最好的礼物，首先献给我们的党，同时也献给全人类。希望能通过贵报的发表，让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理论界师长们能见到这一礼物，以作出他们的鉴定（是否真的最好）和选择（采纳、不采纳、部分采纳）。
3．我相信，发表我这个中国退休工人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将只会为我们中国人争光；为我们党争光；为我们天津市争光；为天津日报争光。而后两者也正是我要求在贵报发表的目的。
4．积我多年投稿吃闭门羹的体会，当前确实存在着一些编辑“看人取稿”、“以己取稿”、“看钱取稿”（我交不起版面费）的现象。作为一个退休工人的业余探索所得，我自知身份低微，稿件的理论创新质量再高，（我相信，我稿件的理论创新质量，将高于其栏目创刊以来所发表过的所有稿件。否则我就不会投稿。自取其辱。）也很可能会吃闭门羹。据此，我想还是以直接请求领导恩准这一捷径为妥。
（3）希望我们的领导同志能带头重视做好这件事（“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给全国做个榜样性的示范作用。能在就任期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一件最有意义的大事。
（4）在这里，我也请求市发改委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我的这个建议转呈给市委领导同志，一定要让市委领导同志看到这个建议。千万不要因为你们的不转呈误了这个大事。
（5）我相信，我的这条建议是最有价值的，领导做起来也不难，对于领导同志来说，实际上只是举手之劳。关键在于“远见卓识”。（不要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做起来一定最难。实际上往往正相反。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希望领导能采纳。请求领导同志一定给我一个答复。谢谢。董忠华敬上2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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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上述请求发表的三稿，我已于2010年8月15日发给了天津日报电子邮箱：mtf11@sohu.com ，至今尚未见答复。如他们未曾受到，请领导同志能帮我转发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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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
（天津退休工人）董忠华
序。文化建设应以什么为最重？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
我们这些年的文化建设可谓是搞得项目繁多，全面开花，热热闹闹。这当然是件大好事。
但在我看来，唯独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办好，就是这件“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发表权为最重”的事没办好——我们现实确实存在着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文化建设为什么“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这是因为：
1．新思想的提出的历史作用实在太大了：它的发表直接关系到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在文化建设中，没有任何一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能高于它；
3．而我们现实又确实存在着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
（2）正是这种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行为的存在，造成了重大危害：
1．阻碍了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阻碍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见下）；
2．导致了各种学术腐败的产生和发展，结果是：
尽管我们党一再号召开展“理论创新”，培养理论创新顶尖人才，实际上却始终不见能有新思想提出来。
就学术论文的数量来说，我们国家是世界第一。然而，多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让外国人笑我堂堂中国空无人之抄作，并无世界各国至今还没有人能研究到的新思想提出之说。
3．本来，在人类社会发展新思想的提出上，我们国家应是能引领世界发展的，应是人家向我们学习的。现在却变成了实际上是人家引领我们了，我们处处都得向人家学习了。
4．连我们中国人、我们党应能得到的光荣都不要了。
（3）造成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中国真的缺乏提出自己的新思想的人才吗？不是的。恕我不谦虚而又实事求是的说，我自己就提出过世界各国至今还没有人能研究到的一系列新思想。只是我的这一研究成果被编辑封杀了，发表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编辑会做出这种事来？原因有二：一是编辑有私心；二是我们没有能营造好一个有利于新思想发表的社会环境，从而让编辑的私心能够得逞。
（4）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建设搞得热热闹闹；却没有能营造好一个有利于新思想发表的社会环境？难道是我们不懂得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这一道理吗？
回答是：这当然不是我们不懂得这一道理；而是因为我们没人能想到这件事，所以也就没人能提出这个问题。只有我能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人能想到这件事，就因为新思想的提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能提出新思想的人太少了，所以，大家对这件事都没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就想不到提出此事。
为什么只有我能提出这个问题？就因为我既提出过自己的新思想，又是受到“编辑误国”的受害者，所以对这件事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只有我能提出这个问题。
（5）为什么我要对天津市领导同志提出这一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太重要了；二是因为这件事尽管我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由于“编辑误国”的原因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直看不到我的这一呼声。所以这次我希望我们天津市的领导同志能带头重视做好这件事，给全国做个榜样性的示范作用。能在就任期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一件最有意义的实事、大事。
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工人业余理论探索爱好者，几年来我提过不少的建议。我所提的建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比如，胡总书记、温总理、天津市领导同志等等），都能在就任期间，能为社会的进步做一件可以流芳于后人的实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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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为什么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这是因为：
（一）新思想的提出实在太不容易了。对新思想产生规律、和新思想历史作用的具体研究。
（1）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新思想的提出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实际上也是硬道理，表现在：
1．一定的新思想的提出，都是一定的“天时”（社会发展阶段）、“地利”（所在国的特点）、“人和”（作者的情况）的统一的因时所需、因时而生的产物。这就是新思想的产生规律。
2．这个新思想产生规律告诉我们，新思想的提出，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形成的产物。它不是谁想提出就能提出来的；也不是谁想编造就能编造出来的；也不是谁想指导、培养谁，就能指导或培养出来的。
3．比如，作为一个工人业余理论探索爱好者，三十多年来，我曾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可以归纳为《新社会发展学——暨社会管理结构学的提出》（这一新思想体系）。这一提出实际上是我三十年来每天只睡2—3个小时的心血积累。而我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新思想体系，就因为我是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工人——据我研究体会，世界上至今还没人能研究到这一点：而究其原因，就因为他们都不符合这一新思想的产生规律。
（2）正是这一新思想的产生规律，决定了在新思想能够得到正常发表的前提下，新思想的三个历史作用：
1．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自绝的。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总是会有一定的新思想因时所需的、因时而生的产生出来，解决历史用原有的方法所无法解决，因而需要用新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
2．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一个又一个新思想产生出来的内在联系规律。
3．决定了人类社会是可以实现正常发展的——是可以通过新思想的提出和人们对这一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自然而然的和谐的向前发展的。
（3）结论。总之，新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形成的产物。它并不是人为可以创造出来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是不会自绝的；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决定了人类社会是可以实现正常发展的。
（二）对新思想的重要性的具体研究。对编辑工作的重要性的具体研究。
（1）追求真理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普世价值。人类社会就是靠这一本性和普世价值向前发展的。而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又总是通过新思想的提出实现的。由此决定了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通过新思想的提出实现的。
新思想的提出之所以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新思想的提出对于人们认识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界师长们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主导理论研究），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可供提醒、参考、选择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同这一新思想本身所谓的是否正确无关。正是这一点：
1．决定了新思想的提出，其本身对于人类认识的发展总是有利无弊的；
2．决定了每个人的新思想都应该及时地无条件地给予发表：以让大家能够看到，以让这一新思想能对大家的认识发展（理论研究）起到其应有的提醒作用，以实现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通过新思想的提出和人们对这一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自然而然的向前发展；
3．决定了如果不给发表，就必然会阻碍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历史发展到现实，自从编辑工作出现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总是通过思想先行者、编辑、政治家这三者的结合实现的。这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一条探索真理的通道（简称为“真理通道”）。人类社会能否正常发展，关键在于这条真理通道能否保持畅通。关键在于编辑能否把新思想及时的发表出来。
1．在这个结合（真理通道）中，思想先行者的历史责任只有一个，就是探索并提出新思想供政治家参考选择。思想先行者的历史权利也只有一个，就是要求编辑必须做好把每一个人的新思想都及时的无条件的发表出来。除此以外，思想先行者没有其他任何权利。这就决定了，思想先行者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无私奉献的选择：有私心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思想先行者的。
所谓历史的责任：就是历史赋予他的必须自觉完成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必然会有这种愿意无私奉献的人（所谓的精神病、傻子）产生出来，来自觉地完成他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所谓历史的权利：就是历史赋予他的天然合理的权利；任何人都应该尊重的权利：任何人也说不出来可以成立的不尊重的理由；任何人也不能予以剥夺的权利：如剥夺，就必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历史就是这样：当他赋予一个人什么样的历史责任时，就必然赋予这个人相应的历史权利。
2．在这个结合（真理通道）中，编辑的历史责任和（相应的）历史权利也只有一个，就是把每个人的新思想及时的无条件的发表出来，以让政治家能够看到，从而能够做出自己的参考选择。  
3．在这个结合（真理通道）中，政治家的历史责任也只有一个，就是对新思想做出自己的选择（采纳、不采纳、部分采纳）。至于政治家对新思想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是政治家自己的事，那是历史缘分和理论缘分的事；思想先行者和编辑对此都是无须多虑的。
4．结论。总之，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通过思想先行者、编辑、政治家这三者的结合实现的。要做好这三者的结合，关键在于编辑能否把新思想及时的发表出来。
（三）对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行为的具体研究。
综上，新思想的提出是这样的不容易；新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这样的重要；编辑的历史责任是这样的大。按理说，编辑对自己的工作理应有一种使命感和光荣感，编辑在收到新思想的稿件后，就理应把它及时的无条件的发表出来——以尽到编辑自己的历史职责。
遗憾的是，现实确实存在着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这种行为严重的阻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我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编辑误国”。
（1）新思想的提出，虽然不是人为可以创造出来的。却可以被发现，也可以被封杀。关键在于编辑的行为——是否愿意当新思想的伯乐：把新思想及时地无条件地发表出来。
据我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亲身体会，现实确实存在着编辑“看人取稿”、“以己取稿”（以自己的看法取稿）、“看钱取稿”这三种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
（2）“编辑误国”的铁证、严重后果。
所谓“编辑误国”，是专指编辑封杀新思想的发表所必然造成的误国行为。对于这种行为的存在及其所造成的“误国”的后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最有发言权的。
总结文革后的历史：为什么苏联东欧会发生演变？为什么三个代表对于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实际上会变成一句套话空话？为什么我们党至今还没有能够上升发展成为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为什么江总书记会失去成为“第一个实际上的世界性领导人”的机会？
还有，为什么像《新社会发展学——暨社会管理结构学的提出》、《建设一个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党》这样的文章会是我这样一个普通退休工人写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或理论界的师长们先写出来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始终认为——这按理说应该是后者先研究到的：因为他们的学问都比我大得多）？
对于这些问题，（有许多是深深的隐藏在历史之中，人们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人们（知道后）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回答。但没有一个是能真正说的清楚的。
只有我这个亲身经历者心里最明白：首要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和以后的人们（历史）可以永远提出责怪的原因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三十年来，有关编辑老师搞“看人取稿”、“以己取稿”、“看钱取稿”，不愿意发表我这个普通工人提出来的新思想，造成最高领导人和理论界师长们看不到我的新思想，使我的新思想对于他们的理论研究起不到提醒的作用，由此必然阻碍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常研究和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从而陆续造成了上述结果。总之，一句话，全由“编辑误国”所造成——这是第一位的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这也就是编辑误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3）造成“编辑误国”的原因。
1．编辑封杀新思想的发表，就是封杀了最高领导人和理论界师长们了解新思想的通道，封住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由此必然阻碍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没有一个政治家（和理论界师长们）会赞成编辑这种封杀新思想发表——从而堵住了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的行为；
3．我相信，发表我这个中国退休工人提出的这些新思想，将只会为我们中国人争光；为我们党争光；为我们这个发表刊物和编辑争光。而不给发表必然导致连这些光荣都不要了。
上述这三个简单的道理本是人人都能懂得的。编辑也不会不懂得。所以，凡做这种错事的编辑说到底必然是自己有私心：或是看不起我这个普通工人（看人取稿）；或是用这种手法来维护理论界师长们在理论创新上的虚假高明（以己取稿）；或是只认钱不认稿（看钱取稿）；或是有其他的私心。
这些私心是任何做了这种事的编辑想否定也否定不了的，想为自己辩护也无法辩护的。
（4）编辑误国的实质：是对历史的最大犯罪。
1．综上（严重后果+私心），所以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最大犯罪。并且这种犯罪行为是我（新思想的提出者）和以后的人们（历史）可以永远对你提出责怪的；并且是永远无人能为你辩护的；也永远是你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总之一句话：是会被历史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2．我知道，对于我的以上说法（批评），有的编辑老师很可能会感到委屈。
我的回答是：我对这个问题已研究十年了，哪个方面都研究到了，我是不会委屈你的。
要说委屈，我才是最受你委屈的：我三十年来每晚只睡2—3个小时的心血积累所得，让你出于自己的私心利用编辑的权力一下子就给封杀了，你这才是最委屈人的。
要说委屈，这三十年来有多少本不该死的人，只因你误了历史的正常发展，所以才死去了，这些人才是最受你委屈的。
要说委屈，我们中国人和我们党应得到的光荣，因为你封杀了我的新思想的发表，这些光荣都没能得到；反而成了外国人笑话我们的口实。我们中国人和我们党才是最受你委屈的。
总之，你这才是最大的历史冤案的制造者。
有人很可能会以邓小平同志说的“不搞争论”来为自己辩护。我的回答是：邓小平同志这一“不搞争论”的思想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对的。不搞争论不等于不给发表新思想。你把不争论理解成不发表，你是理解错了，这只能说明你的理论素质不适合做编辑工作。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和一代伟人，是决不会作出这种封杀新思想发表的指示来的。
以上这些，你只要细想一下就完全能够明白了。
3．总之，历史就是这样：编辑承担着最简单、最重大的历史责任（发表新思想）；并且自己也明白应该怎样去做（先判断一下是否属于新思想；再把每个人的新思想都及时地无条件地发表出来）；只是因为纯粹出于一种无法说出口的私心，自己没能这样去做；由此必然误了历史的大事，构成了对历史的最大犯罪。并且这种犯罪行为是新思想的提出者（我）和以后的人们（历史）可以永远对你提出责怪的；并且是永远无人能为你辩护的；也永远是你无法为自己辩护的；总之一句话：是会被历史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这就是编辑工作独有的重要性和特点：最简单最重大的历史职责；因为最简单的原因（私心）没能做好；必然导致历史的最大损失，和对历史的最大犯罪；这一犯罪必然是会被历史（最）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据我研究，世界上只有编辑这一种工作，具有这六个“最”的特点。愿编辑永远记住这六个“最”的特点。
自文革出现了最爱说“最”字的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写文章就不爱说“最”字了。彷佛说“最”字就把话说绝了，就不符合辩证法了。实际上，“最”字的界限性还是存在的。只是人们对此还缺乏研究而已。
4．作为一个新思想的提出者和“编辑误国”的受害者，我只希望，过去的历史就让他过去吧，我们的编辑老师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事就好了——千万不要再做出那种会把自己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永远也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事来。
（5）结论。作为一个中国工人业余理论探索爱好者，我提出了新思想；并想把它作为最好的礼物首先献给我们党，并同时献给全人类。我对我们党和全人类，都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我希望编辑也能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把我的新思想发表出来。千万不要再做出那种会把自己永远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永远也无法为自己辩护的事来。
至于我们党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那是党自己的事，那是历史缘分和理论缘分的事。对此，我和编辑都是无须多虑的。我们只要各自能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就好。
（四）总的结论。综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
1．新思想的提出的历史作用实在太大了：它的发表直接关系到人类认识和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
2．在文化建设中，没有任何一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能高于它；
3．而我们现实又确实存在着编辑封杀新思想发表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确实造成了重大危害；
4．据上，所以，我们的文化建设“应以做好尊重新思想的发表权为最重”。
（完稿于2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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