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生日快乐，本土哲学“两极哲理”与国同庆

两极哲理

新加坡有个“两极哲理”，两极哲理推崇“和谐工程”。

“两极哲理”是典型的东方智慧，东方智慧发端于《易经》。“两极哲理”扎根于“易”。
那为什么叫“两极哲理”呢？“易”,在历史上，“周易是哲学的哲学”“周易为群经之首”“不懂易无以为将相”。易经究竟在讲什么？孔子及其弟子们在周易《系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有三义，一是变易，宇宙万物时刻变化。二是不易，宇宙变化不息，却具备法则，整然有序。三是简易，天地法则可以遵循，故说大道至简。说来也不难理解，然而对一般新加坡人来说，还是难懂了些。因此不妨略失偏颇地简而言之：易就是变易，是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学问。也就是说，“两极哲理”是建立在“变易”这一要义之上，强调万事万物分秒不停的变化，反对用僵化的眼光、教条的规则去看待事物。

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出现，使宗教和神学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把主观唯心主义、功利主义哲学和经验批判主义理论合并，并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制造出一套实用主义哲学。它的基本观点即“存在就是有用”。人们无法给所谓“真理”设定单一的客观尺度，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唯一的、最具普适价值的标准就是成功。时隔百年，东方巨人毛泽东也用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统率了东方人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地不论东西，人无分南北，历史发展到现代，时代精神演化到史无前例的统一阶段：人们信仰成功。

“和谐工程”怎么会和个体的成功扯上联系？非常有趣，这正是“两极哲理”中“极”的要义——凡事深思明辨的要求。心浮气躁、好高骛远成了高科技社会里的通病，大家普遍关注高层现象和技术，却对基础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简而言之，两极哲理、和谐工程这些在时代大潮里应运而生的精神财富是独特而可贵的，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他说得没错，如果世界只有无生命的物体，根本就不会有“对立”与“和谐”的概念。一切对立也好，和谐也罢，都没关系。“和谐”是生命的追求，是文明的目的。吊诡的是，生命与和谐，文明与和谐，常常互为对立的两极。而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
如果说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未“和谐”过，这未免失于苛刻。“和谐”这个境界不是一条标准线，而是一个区域。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宏观视野，凡是走进人类历史的，已经属于“和谐”了；可能在历史之外，还有些外星危机、宇宙爆炸之类的不和谐因素和地球失之交臂，这都不是没有可能。

东西方如何和谐？这是一个着眼于“异”的问题。换个角度，别管从大处往小处看的东方人，还是从小处往大处看的西方人，都是追求“幸福”的人类，人生目标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列出东西方的分类，的确源自两者的差异最大这个现实。印度文明也出于东方，但多种宗教的长期共存以及16世纪以后的殖民地历史，早就融汇了西方特色。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如埃及、波斯，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它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埃及并不是到近代才和西方发生关系。埃及历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她和其整个家族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但却都是希腊人，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没有哪个国度、地域、种族、信仰的人是追求不幸的，幸福是淳朴的人生目标，这点人人相同、天下大同。还有一个相同的要点：人，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幸福也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剥离了社会属性的幸福是难以维系的。所以不难认识到，西方强调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在达成个体幸福的目标前，有其限制性。换句话说，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而人与人是不同的、有矛盾的，所以以追求个体自由为目标，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而“和谐”才是“幸福”的前提，“不和谐”导致的是“不幸”。

东方现代文明发展到21世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两极哲理”融汇了古今东西的文明菁华，静静地推出“人类社会的和谐工程”。原创者王瑞贤先生简明扼要一句话“做对人及人类有益的事，不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结合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国情，轻易将社会推向公平、稳定、友善、环保、活力的和谐轨道。不需要琐碎的条规，考虑到使用范围的普世性，我们呈上的是基石而不是框架。也因为民智早被启蒙，规矩的另一面是限制，而编写奖惩的经文或者法则也是多余的。想象力造就作为的平台，信息时代凸显“简单才是智慧的灵魂”。
文章摘自下文；

从两极到和谐——介绍新加坡本土哲学“两极哲理”

（注：“两极哲理”是自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来的第一部人文哲学，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王瑞贤先生，于1994创写成册。“和谐工程”是“两极哲理”其中论述的新人类行为准则，在此给予进一步解说。）

新加坡有个“两极哲理”，两极哲理推崇“和谐工程”。

“两极哲理”是典型的东方智慧，东方智慧发端于《易经》。“两极哲理”扎根于“易”。
那为什么叫“两极哲理”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别的章节我们会专门论述。
说回“易”。在历史上，“周易是哲学的哲学”“周易为群经之首”“不懂易无以为将相”。易经究竟在讲什么？孔子及其弟子们在周易《系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有三义，一是变易，宇宙万物时刻变化。二是不易，宇宙变化不息，却具备法则，整然有序。三是简易，天地法则可以遵循，故说大道至简。说来也不难理解，然而对一般新加坡人来说，还是难懂了些。因此不妨略失偏颇地简而言之：易就是变易，是讲宇宙万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学问。也就是说，“两极哲理”是建立在“变易”这一要义之上，强调万事万物分秒不停的变化，反对用僵化的眼光、教条的规则去看待事物。
那么奇怪了，这种动态而自由的视角，何以就发展出来个“和谐工程”？
世人都知道，“五世同堂靠的是一百个‘忍’字”。无论是家庭和谐、部门和谐、团体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必将为了“和谐”这一指标调整甚至打乱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
一个“两极哲理”来搞什么“和谐工程”？简直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简直就是荒唐。
预知详情，且听分解。就让我们随性地从尾往头里说，从这个看似荒唐的“和谐工程”开始吧。


“和谐工程”的渊源
“和谐工程”讲什么？王瑞贤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人类就必须要有共同的处事准则，才能和平共处，和谐共处。这准则就是：“做对人及人类有益的事，不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

不看英文版的翻译常常被这典型的“新加坡式”华语摸不着头脑，有的朋友会幽一默：“‘人’不属于人类？”答复是当然没错，人属于人类，不过这里的“人”和“我”相对，指的是“他人”。由他人推及到更大的范围，是个逐步升华。这“和谐工程”的基本原则说得有点像绕口令，浅得像维他命。难怪很多人怀疑它的真理性与功效。
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与人为善”的温馨提示，在东方文明里传承了至少两千年了。无论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佛家的“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一眼看上去，都好像是“和谐工程”的不同版本，更早期版本。那推广儒家或佛家的思想、教义就好了，事实上举凡正大光明的宗教与学说，无不是劝喻世人扬善弃恶，千载以降从无逆转，那么，何必多一个“两极哲理”呢？
问得好。
对于宗教界，我们的态度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敬重。
以前、现在及今后，对正大光明的宗教界，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挑剔和菲薄，说到底也还是那两个字“敬重”——这是深有缘由的，将在别章另论——而这种无为而为的态度，恰恰符合两极哲理之妙，也深合“和谐工程”之旨。
但是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佛家、儒家、道家等各家思想的精髓和要旨。（请注意，我们说“家”而不说“教”，意在进行学术探讨。）
先说佛家。如果佛陀的理想能够达成，众生得以普度，人人成佛。那将是一种极为和谐的和谐世界，是妙不可言，无以复加的和谐境界。在这种理想的“和谐工程”面前，任何人再提什么其他的“和谐工程”显然都是多余的。

什么是佛？根据佛家的经典表述：“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形，其人际关系，必然是非常和谐、非常美好的。

可惜菩提之道目前仍有几十亿的化外之民，而佛光普照的三四亿善信，也是劫波未尽，虽然持戒清修，也逃不过一个“在劫难逃”。也就是说，虽然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法门未必不是方便之门，可惜这种绝对理想的“和谐工程”还是有它客观的实施难度，就时代和国情而言，不切实际。

佛心慈悲，菩萨圆满，净瓶杨枝露，菩提贝叶文，广传超脱苦难的妙法。然而就“和谐”来论，可以说，佛家“大智大悲大能之佛陀”的要求，太高了。

而更重要的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参透的大道，乃是一个“空”字。因为一切皆空，所以世法平等。繁华如梦，名利似烟，红颜便是白骨，黄金不过瓦砾。因为一切到头终归空，所以宁可以此时的持戒、悲悯，去呼应彼时的失落、痛苦。修行过二十五个世纪，佛家的经典已经浩如烟海。但别管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四念处、五停心观、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一切基于“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的前提，始终围绕的真理，乃是“空”。
佛学的丰饶伟大令人肃然起敬，佛家的大慈大悲更是功德无量！

时至今日，佛法僧三宝也与时俱进，最时尚的佛学法师们，已经审时度势地把佛学的推广换到“快乐人生”的题目上了。果然佛家有大智，令人叹服。

将佛学以哲学来看，它关注的主体是人生，是个体。倘若落实到社会学的“和谐工程”这个靶子，其射击的方向不是过高（如前所述），就是过低。高不成低不就，难以奏效。

“道家青牛骑出去，佛家白马驮将来”。受道家思想启迪而兴起的道教，是华人创立的唯一宗教。道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儒家同样重要。事实上，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浸润了道家特征，才形成独树一帜的禅宗。
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道家摆脱儒家社会哲学的路子，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道家对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在现代社会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的主张，对人们的健康和世界的环保，有着极为深刻的指导价值。和谐工程“不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正是概述道家的精髓。

如果21世纪没有卫星、潜艇、太空梭、原子弹，没有转基因、克隆、电脑、互联网，从高科技现代化一步跌回放牧耕织的小农经济时代，我们相信道家的学说可以用“和谐工程”来做副题。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与自然的所在南辕北辙，即便今天，环保、绿色等课题被炒到前所未有的红火地步，也是一样。
有道之士主张用发展和深刻的眼光推究道家哲理，把原汁原味的道家学术灌进时代的模子，有所取舍，有所突出。在净化心灵、减低压力等方面，发挥其有益的能动作用。这是好事，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空间。
然而回归到社会和谐这一大工程的命题里，如前所述，我们认为道家的教义只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并不完全是王瑞贤君“和谐工程”里的第一要点，原因在于有益和有害的含义，不是和自然与否对应。换句话说，有益的并非就是自然的，而有害的并非就是不自然。例子很多，定下神来就会明白这点。
如果有朋友用“话粗理不粗”的新加坡式华语概括上文是在讲释道两家的不足，坦白说，也没有什么好惶恐的。“过时”这个问题是属于任何历史的，事实如此。那我们再来简单谈谈儒家学说与“和谐工程”不符的地方。
因为对于华人来说，儒家的思想早就成了我们的主流意识，可肯定可赞誉的地方多如牛毛，难以点算！在此限于篇幅只好忽略，单讲其“不和谐”。
如果说儒家学说的最大毛病，恐怕就是这个“不和谐”。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归纳整体的儒学：用种种“和谐”的说辞编织了一张无所不到的巨网，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来把社会约束成其理想的“和谐”局面。
孔夫子以尊卑等级的“仁”晓谕天下，谓之“大德”，谓之“德化”。“礼治”的核心是个“异”，就是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和谐社会。然而，这是不公平的，建立在对人权、平等完全否定的基础之上。以此来求现代社会的和谐，无异缘木求鱼、异想天开。
说句题外话，有偏激人士狂热复孔、复礼、兴纲常、兴儒学，对儒家思想不加区分、不加辨识，唯儒是尊，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以“平等”为基础建立的现代司法体制面前，将时刻面临抵触法律的困境。
统观整体思路，同样是“和谐”为目的，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基于一定的不平等社会地位，受“礼乐”教化，而做出被社会称为“仁爱”的行为，是在一个完备的道德体系下非自觉的行为。和谐工程则剪除这份煽情的心理定位过程，直接讲“做有益之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认可、舆论监督的前提，在发生几率这个指标上，前者因缺乏“平常心”是不够真实的，无法和后者相比。
毫无疑问，共同构建了东方文明的儒释道理论，也是现代新加坡“两极哲理”的溯源和滥觞。气息相通，首尾呼应。而符合两极哲理的“和谐工程”，与儒释道博大精深的内涵，以及繁冗庞杂的教条相比，犹如小手枪与丈二长矛，一片阿司匹林与上百斤的野草中药，首先解决的是个因过时而产生的心理抵触问题。当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到底谁更奏效。

哲学的高下优劣是可以考评的吗？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理应把问题具体到考评的内容。是考评发展史的长度、影响面的大小，还是在文学与艺术，或者是经济与政治，又或者是生活与健康的具体哪一个方面的高下优劣呢？到底应该由哪几个标准组成客观评价体系呢？很显然，不同的坐标系里，根本无法比较。那种探讨是无用功。

1859年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出现，使宗教和神学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把主观唯心主义、功利主义哲学和经验批判主义理论合并，并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制造出一套实用主义哲学。它的基本观点即“存在就是有用”。人们无法给所谓“真理”设定单一的客观尺度，对于现实世界来说，唯一的、最具普适价值的标准就是成功。时隔百年，东方巨人毛泽东也用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统率了东方人的主流价值观。也就是说，地不论东西，人无分南北，历史发展到现代，时代精神演化到史无前例的统一阶段：人们信仰成功。
在这个现实的标准面前，我们需要注意到三点：

1）“两极哲理”直指“成功”

只用一句话概括“两极哲理”：一个善念启动一个硬道理，善性前极带来善性后极。“两极哲理”与“和谐工程”，是主干与旁枝的关系。二者方向一致，道理贯通。

“和谐工程”怎么会和个体的成功扯上联系？
非常有趣，这正是“两极哲理”中“极”的要义——凡事深思明辨的要求。心浮气躁、好高骛远成了高科技社会里的通病，大家普遍关注高层现象和技术，却对基础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王瑞贤先生早就对“和谐工程”做出非常耐心的注解：
准则里的“有益的事”
指的是“人与人类”
范畴内的生命财富的不被威胁、不被伤害、不被破害、不被减少，或有所增加。“有害的事”
则是“有益的事”
的反义词。“有益的事”
或“有害的事”
的标准是什么？两者是建立在同一群体的共识、法律与公理之内。

共识包括：种族或宗教的文化、道德价值观，社会的风俗民情，组织的规章与传统，国家的政策……等等。

法律包括：国家的民事法律、国家的刑事法律、区域法律、国际法律与公约等。

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法制道德观念（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在公平竞争以外不择手段（不做对人及人类有益的事）的个体，而追求成功，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
至于“两极哲理”与“和谐工程”除了确保成功的基础之外，是怎样把成功的方法作为一个“硬道理”呈上的，请关注《后两极哲理》的其他章节，在此只做概述：最初在希腊文中，心理学的意思是关于灵魂的科学。灵魂在希腊文中也有气体或呼吸的意思，因为古代人们认为生命依赖于呼吸，呼吸停止，生命就完结了。以量化研究为特点的科学，把心理学的对象由灵魂改为心灵。直到19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才首次提出心理学是一门科学。而原先心理学、教育学都同属于哲学的范畴，后来才各自从哲学的襁褓中分离出来。

“两极哲理”的“善性神钥”和“前极作为”两大法宝，其哲学意义是可以用心理学的观点去诠释和评估的。我们也认为，心理学的发展为客观评价哲学的优劣带来技术上的可能。


2）正视“过时”

单讲东方文化中“过时”的问题，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是几千年以来华人所不敢正视的。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凡是传统的、保守的概念，在华人社会里还是等同褒奖；相反时尚前卫的、改革反叛的，尽管新加坡建国四十多年来改观不小，但还是不能算是稳妥的正面赞誉之词。

“祖宗之法不可变”，在华族务实的血脉里，神位是不会便宜外人的，只能给祖先，给自己人。当西方把勇气焕发在三位一体的“圣灵”中时，华人把福祉通过“血浓于水”的基因呼唤，更可靠地寄托在祖先的庇佑里。并以点燃的高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其收发自如完全可以西方的神性交相辉映。

对“过时”这个事实，主要受儒家礼教的带累，中华民族的反应是矛盾而羞怯的。主流是抵触“过时”的，连正视都成问题，也就是说，想想都是罪过。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加渴望革新，大前提不敢动，于是民俗、礼仪中相对轻松的部分处处凸显“改头换面”、“弃旧迎新”等理想。总得来看，华族的一切仪式里、一切节庆里，无不包含“新生”这一主题，比如吃了什么节庆食品，穿了什么节庆服装，一切都是一个“新生”的理由。这点凡是和华人打过交道的都很容易理解。那种对“应节”的重视，不外乎童年记忆中长辈的熏陶，端午插艾草，重阳戴茱萸，北方“吃了冬至饺子把耳朵粘住”，南方“吃了鱼生捞个风生水起”……剥除种种具体所指，其内涵无一不是强烈的“新生”。华人的出殡仪式更加典型，佛家梵呗、道家法曲都是曲折又快乐，民间的吹打更是让人难分婚娶和丧葬。

可惜，这并非令人乐观的信号。儒家的中庸平和、道家的阴阳和谐、佛家的轮回圆满都是一些平衡高论，枝节里的洋溢往往深刻印证了骨干中的空白。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巨大冲击，华人仍旧是和“革命精神”最绝缘的民族之一，因而也就永远不懂“过时”为何物，只知道尊老复古是无上荣光的美德。
当人们对“过时”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之后，也就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了。这点很重要。生命的周期如此短暂，不应该把转瞬流年消耗在过时事物的负面效应上，并美其名曰节俭或者厚道，甚至“环保”。从尊重生命和人权的角度讲，淘汰过时的滞重理论，才是最大的“环保”。
当然，关于儒释道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到底它们有没有完全过时？还有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部分淘汰、部分发展，或者主体淘汰、细节发展，这样的改造工程与创建全新的工程相比，哪个更可取？

这是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目前并没有唯一答案。我们认为，与两极哲理倡导的细致研究精神一致，还是应该区分应用领域。比如在文学艺术等继承性显著的方面，其赏心悦目的指标决定了种种不同程度的“改造工程”乃是唯一之选。而实用性、行动性比较强的国计民生课题，则是负累越轻越好。理由也很明显，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各类资源、人的寿限等制约，人类社会远远还没有达到把生活当儿戏，或者把生命当游戏的优裕阶段。


3）“推广”的负面效应

“两极哲理”的“两”强调辩证法，凡事有两面，阴阳、正负、高下、左右……不同的坐标上昭示着不同的矛盾两极。以功效而论，如果方式或程度有问题，万事万物都会有负面效应。有机食品一样有毒，纯净水也能喝死人，高尚的母爱可以毁人前程，英雄豪杰照样祸国殃民……

不止儒释道，任何业已开枝散叶的学说都会遇到因为“推广”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这个症结。搞得好顺水顺风好行船，搞不好就是暴风骤雨、死结、绝症。前者可以举例西欧的基督教，汉武帝到康德帝的儒教。

顺笔说说“推广”这事的两极，也是很有幽默色彩的。以前，科学、经济都落后，农业社会里的百姓都很淳朴，人人都羞怯。文化人讲清高，任何行为都扭捏得一塌糊涂。（儒家最绝，隆重推出并一再修饰了全套的“礼”，男女老少都像京戏里的演员，行动要合着锣鼓、踏着点，摆程式。）诸葛亮这样的达人，出山干事业还得闹得人家“三顾茅庐”，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凡事都得搞成是“不得已”，碍于情面、情义、情势等种种借口，实在找不出来就推到“时也运也数也命也”子虚乌有的一堆借口上。

不信挨个点算：孔子整天唠叨君子要含蓄、谦逊，“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
《论语 阳货》。事实上孔夫子为了他的高论得售，不惜冒着各种危险周游列国去推销，困于陈蔡的时候七天没吃上米粒，差点饿死。老子的观点是清静无为，最好大家一起返璞归真，什么都不要做。他却不知现在的道教德教里众徒子徒孙广结善缘、大修堂观，各种千秋圣诞、开坛做法的张扬长盛不衰，唯恐太清净。佛家根本上就是讲“出世”之法的，世俗的欲望能减就减，能舍就舍，能禁就禁，删繁就简以至“不传文字”。而当今的佛学界简直就像达成了共识，把佛法有所侧重、有所扬弃地去弘扬了，无一不是在自命清高，与大力推广之间为自己摆了个“不传之传”、“不推之推”的美好姿势，以供进退。
由自身因素产生的负面效应，基本上就是前面讲的“过时”问题。这是主要问题，是本质问题，是由内产生的。

比如释迦牟尼佛最初苦心研致的超脱轮回、修渡极乐的大法，诚然依旧佛光羲和，然而释迦当初的靶子现在却不见了。就事论事，现代对很多人不介意“轮回”、“来世”等问题的情形来说，“无边佛法”所命中的靶子，如今只剩下一星半点的影子而已。儒家的礼法之“异”在环球化的今天遭遇更甚，在中国是被一次次的革命加上流血牺牲的代价所击溃的。西方民主平等的风气来袭，孔孟的男女有别、尊卑有别之“别”，简单点说、通俗点说，就是“违法”。

以教义而论，道家的“法自然”之“道”不过时，反而是时尚的前沿。过简单环保的生活，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不妄为，这些对于现代生活都是根本正确的。道家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外在因素所致。
由外在因素产生的负面效应影响更大。要探讨这点，首先得尊重事实，承认大多数人的客观印象。前面已经说过，利弊是双生的，大千世界的复杂属性，从本质上决定了一切事物的两极共生共存，而并不是只有坏的东西才有负面。这里不细说了，大家认识不尽相同，各有体会。
简而言之，两极哲理、和谐工程这些在时代大潮里应运而生的精神财富是独特而可贵的，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和谐”何其难
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他说得没错，如果世界只有无生命的物体，根本就不会有“对立”与“和谐”的概念。一切对立也好，和谐也罢，都没关系。“和谐”是生命的追求，是文明的目的。
吊诡的是，生命与和谐，文明与和谐，常常互为对立的两极。而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
如果说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未“和谐”过，这未免失于苛刻。“和谐”这个境界不是一条标准线，而是一个区域。按照毕达哥拉斯的宏观视野，凡是走进人类历史的，已经属于“和谐”了；可能在历史之外，还有些外星危机、宇宙爆炸之类的不和谐因素和地球失之交臂，这都不是没有可能。

然而文明积累到今天，人们对毕氏的“和谐”早已不满足了，提出迎合历史潮流的新和谐目标。照这个新兴的“和谐”理念去评价历史，则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范围中，没有多少年多少地方是“和谐”的了。

透视解析“和谐社会”，它基本包括五个要点：公平、稳定、友善、环保、活力。对于人类这种社会动物而言，和谐的社会正是获取人生最大幸福的前提。大致来说，人类社会的“和谐”目标，是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理念。
这个“和谐”的重要，孔夫子早就认识到了。他的高见是以“礼乐教化”来推行他那一套封建道德标准，三纲五常分好等级，人们各安其位、各行其礼、仁至义尽，以达到一种超越战争和奴役的较先进“和谐”盛世。两千多年前，孔子这一套理论在全球都是顶尖先进的，有其可贵之处和可行性。可是这种以“礼法”为基础的和谐在今天看来是大大落后了，在1948年12月10日，第三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财产、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其他出身、身份。这些权利和自由可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大类。”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生命权、人身权、不受奴役和酷刑权、人格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无罪推定权、财产权、婚姻家庭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参政权和选举权等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工作权、同工同酬权、休息和定期带薪休假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参加文化生活权等等。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国际法则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参政权。也可以说是现代人权和民主思想的发展，把社会的“和谐工程”推上了更高的层次。
有人一提到“人权”就把它等同于“个人利益”或者“个性”，这都不准确。人权与和谐是不矛盾的，人权是新时代和谐的基本要求。如果假“和谐”之名随便侵犯人权，这种“和谐”必定是反动的、虚假的。

“人权”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人权”、“平等”、“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准则，是由“自由”衍生而来的，中世纪以后民智启蒙，随着法国大革命、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些伟大的斗争，终于在19世纪从理想变成现实。直到20世纪，有识之士把人权与法治结合在一起，以国际法的形式，把人权的保障提升到最大的范围和最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内。总体来说是人权的巨大进步，但是，和一切法律一样，人权法也属于社会行为规范的最低界限，这是有效的保障。把“人权与和谐”、“仁义与和谐”两个题目加以比较，两种和谐的尺度一目了然，一个在基础阶段，一个在高级阶段。
非常有意思！把儒家思想说得一文不值的论调，显然是在偏激的情绪之下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因失察而欠公允。

打个比方，孔夫子的“仁义道德”对于“和谐社会”这个大工程来说，是比西方以“自由”为精髓的高度文明还要高明的设计方案，只可惜他高估了人们的个体素质，严重忽略了施工安全的基本问题，所以他的理想工程，连开工都不可能，也就从来就没有建成过。如果有可能放入一个完全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社会，孔孟之道不啻为“和谐社会”的首选。当然“一个完全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社会”是不现实的。
儒家的纲常之“异”，与西方“天赋人权”之“同”相比，后者是胜出的，是迎合历史潮流的更高级文明。儒家思想作为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主体，它与西方文明最大的差异是落脚点不同，东方着眼于集体、社会，西方则关注个体、个人。东方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国哪有家，国富了民才强，大同世界里才能实现个体幸福；西方则认为幸福的个体组成幸福的群体、社会。方向完全相反。基于迥然不同的认知习惯，很多人就常常煞有介事地提出“东西方如何和谐”的题目。


“和谐”是“幸福”的前提

东西方如何和谐？
这是一个着眼于“异”的问题。换个角度，别管从大处往小处看的东方人，还是从小处往大处看的西方人，都是追求“幸福”的人类，人生目标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列出东西方的分类，的确源自两者的差异最大这个现实。印度文明也出于东方，但多种宗教的长期共存以及16世纪以后的殖民地历史，早就融汇了西方特色。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如埃及、波斯，和中国都是不一样的，它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埃及并不是到近代才和西方发生关系。埃及历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丽奥佩特拉，她和其整个家族统治埃及两三百年，但却都是希腊人，根本不会说埃及话。因此，埃及和西方从上古就已经纠缠在一起，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发源地是在地中海一带，埃及、非洲原来都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
没有哪个国度、地域、种族、信仰的人是追求不幸的，幸福是淳朴的人生目标，这点人人相同、天下大同。

还有一个相同的要点：人，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幸福也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剥离了社会属性的幸福是难以维系的。

所以不难认识到，西方强调个体自由的价值观，在达成个体幸福的目标前，有其限制性。换句话说，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而人与人是不同的、有矛盾的，所以以追求个体自由为目标，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而“和谐”才是“幸福”的前提，“不和谐”导致的是“不幸”。

西方民众当然没有陷入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当前来看，西方社会的和谐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这有赖于宗教文化传统中的忠恕之道，而这部分内容和儒家的中庸思想正是异曲同工。
综上所述，西方文明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平等、民主、法治对于“和谐工程”而言，是“美则美矣，了则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明，则是高成低不就，没有现实的基础而最终流于理想。


如何幸福？如何和谐？东方现代文明发展到21世纪，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两极哲理”融汇了古今东西的文明菁华，静静地推出“人类社会的和谐工程”。原创者王瑞贤先生简明扼要一句话“做对人及人类有益的事，不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结合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国情，轻易将社会推向公平、稳定、友善、环保、活力的和谐轨道。不需要琐碎的条规，考虑到使用范围的普世性，我们呈上的是基石而不是框架。也因为民智早被启蒙，规矩的另一面是限制，而编写奖惩的经文或者法则也是多余的。想象力造就作为的平台，信息时代凸显“简单才是智慧的灵魂”。


文章由两极哲理研究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