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触动全球作者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马迎春

中国触动全球作者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这是《中国触动全球》这本书的作者，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思考。容易吗？

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辩证法和螺旋上升。【我是60岁以后，才开始领悟，这其中道理的。】容易吗？

吴仁宝讲，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吴是将近70退下来，将近80答记者问才讲的这句话。】这是中国一个老农民的独有智慧，这句话的背后，是吴仁宝几十年的不懈探索，是付出代价，经历挫折甚至失误后的宝贵领悟。容易吗？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七大所正式确立的思想路线，更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为什么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提出来的。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把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问题同党性问题联系起来；并规定了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

报告对“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作了著名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100多年前，恩格斯告诫我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处罚的……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同志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陈云的这十五字箴言，不唯上、就是不搞官僚主义。不唯书，就是不搞教条主义。只唯实，就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要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才能克服片面性。比较，就是做结论的时候，要经过上下左右的比较，要有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要经过反复比较，再做出最佳选择，防止匆忙下结论。反复，是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到位，决定问题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听听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避免草率做决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体现了陈云同志的哲学思想，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

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又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为防止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的思想和党的肌体，必须推广民主作风，展开正确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在没有普评制——群众评党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一年评两次做组织保障的情况下，理论联系实际可以演变成理论联系实惠，教条主义、夸夸其谈非常吃香。密切联系群众可以演变成密切联系领导，溜须拍马、投其所好非常吃香。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演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当头的想方设法在领导和群众面前自我表功、自我吹嘘。这是贪污腐败黄赌毒、官僚主义加浪费不能彻底根除的根本原因。

下面请看

中国触动全球
作者：张维为  上传：Tommon  更新时间：2009-12-01 12:19:42
小平资深翻译走访百国后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 作者：张维为

一、第一次出国的震惊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1983年4月15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波音客机不停地降落起飞，而地面调度又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比当时北京最漂亮的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还要富丽堂皇。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比曼谷国际机场可差了一大截。

　　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十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哪怕你只是在门口路过张望一下，服务员都会迎上前来，带着微笑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当时的北京，这种服务态度我从未见过。泰国不仅服务好，而且效率高：你今天定做一套西装，明天就做好，送到你的饭店，价钱也不贵。

　　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一想到邓小平在1978年10至11月的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邓曾路过新加坡，现在亲眼看到新加坡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从这些国家访问归来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advanced shopping group（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十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6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又给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泰国还是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例如，泰国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全世界有口皆碑。

　　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过去这20多年里，菲律宾不停地搞政治，所谓的“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换了四位总统，经历了不可悉数的各种兵变，而整个菲律宾的经济过去20年增长有限，人民生活鲜有改善。

　　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城市失去了太多原本不该失去的特色。这种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不断提高，越发让人感到遗憾。这似乎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我们过去30年发展模式的成就及其问题。

　　但是，持平地说，无论我们的发展模式有多少不足和问题，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止的变化。比方说，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使得近4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虽然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一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政治动荡，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2007年深秋，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2）

2007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想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1）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

　　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

　　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三、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2）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

　　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

　　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即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两百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

　　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你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

　　在2007年中欧论坛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

　　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消除极端贫困、防止不同文明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1）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极左模式”：不改革开放，全面肯定和延续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两个凡是”的人基本上是这种思路。如果当时中国走这条路的话，中国的结局恐怕不会比我国北方的那个邻国好。该国今天的情况，众所周知，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二种选择是“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能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比它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几乎完全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和宪政确立了一百来年了，虽然其间有日本占领时期和10来年的马科斯独裁政权统治，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可是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曾经在东亚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美国树立起来的“民主橱窗”，却由盛转衰，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接待过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整个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府。”她还谈了这么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gun）、钱 (gold)、 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政权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恢复民主了，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情况比马科斯的时候还要糟。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政治中有这么多谋杀，从1986年至今，已发生了近千起政治谋杀。他说，“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许多政客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他让我出门也要当心。最后与我分手时，他说：“这个国家就像一艘快下沉的客轮，船上的人都想离开。”

　　马尼拉虽然破破烂烂，但也充满活力，汽车大都抹得花花绿绿。2004年这个国家曾创造过5327对情侣同时在首都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纪录。只有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民族才会把一个电影明星埃斯特拉达选上来当总统，然后又把他投入监狱，判终身监禁，最后阿罗约总统又把他特赦。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2）

类似菲律宾这样“全盘西化”的国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中世纪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在为基本生存而奋斗，社会失业率和犯罪率节节升高，国会里面在不着边际地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一会儿“修宪”，一会儿“废除死刑”，菲律宾在2006年也废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两种“极左”和“极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后，剩下的还有两种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对于古巴，我是心怀某种敬意的，因为这么一个才11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勇气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而且一叫就是40多年。还有传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罗，我在欧洲近距离见过他两次，确实充满了个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哈马首都拿骚起飞去哈瓦那的，这也是我百国之行所乘过的最旧的飞机，前苏联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桨飞机，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历史。舱内40多度的高温，但所有的空调都失效，一个小时的飞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注。机上的乘务人员也是毫无笑容。飞机一起飞，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舱门全被震开，其中一个手提包还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着人，但大家都有些紧张。只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一手搂着自己的古巴女友，一边放声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对此有一种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无奈。

　　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街上的车大都是50年代的污染耗油的旧车，所以满城都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车太旧了，所以抛锚的很多，路边开着车盖修车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还有用卡车车头拖着公共汽车车身行驶的车辆。据说中国制造的大型客车很快就要抵达，我可以想象那将会是哈瓦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之严。手机受到严格管制，鲜有人使用。上网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个我等了半小时还没有轮到我的网吧外，几乎只有涉外饭店才能上网，每20分钟收3个新比索，约等于30块人民币。价贵还不说，上网速度非常之慢，打开电子邮件，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只有四个电视频道：一个新闻台，播送的大都是枯燥无比的会议；一个文艺台，播送一些不错的欧美经典故事片；两个教育台，传授数理化、医学和文化方面的知识，优点是没有商业广告的打扰。报纸杂志很少，Gamme 是党报，8个版面的小开本，都是口号和会议新闻，书店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们认为，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说，榨糖，为什么要凭证供应，因为糖价太低，糖农没有积极性。中国饭店的一位老板说得更痛快，什么禁运，主要还是自己禁运自己。企业一点进出口权都没有。看到有人赚了一点钱，政府就开始紧张，要征你税，最后搞得大家普遍贫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就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边一个只有两个理发师的一个小店理了个发，但一打听，这小店也是国营的，离下班时间还有一刻钟，两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边等着的人就对不起了。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3）

与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觉到卡斯特罗仍然深孚众望，但同时人心思变，他们大多数在探讨的不是卡斯特罗之后古巴会倒向美国，而是对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最近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并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行动，如通过了更加开放的农业政策，允许古巴市民购买手机、电脑等，这是好事情。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

　　但古巴并不全是弱点，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据说低于美国。计划配给供应，显然保证了人民的最低消费和营养，所以看上去没有发展中国家那种很多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古巴现在还为一些中南美洲国家的穷人提供医疗帮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穷人也到古巴来看病。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一年已有5万亿的财税收入，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讲到古巴，还有两件使我深有感触的见闻：一是在哈瓦那城东一街口矗立着一座为古巴独立而牺牲的华人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古巴独立战争英雄蒂格沙达将军盛赞古巴华人的两句话：“没有一个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华人是叛徒。”对一个民族的赞扬，这大概是最高级了。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华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纪古巴独立战争中，数千华人投入独立运动，有数支全由华人组成的部队，英勇善战，不屈不挠，扬名古巴，这个纪念碑今天仍使游客停步注目，令华人深感自豪，当年为古巴独立而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值得我们后人追念。古巴这个民族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一个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还看到正对着唐人街口的一栋大楼，上面刻着“太平洋酒店”的繁体字，但早已人去楼空。华人协会70多岁的陶先生告诉我，这些都是我们同胞的财产呀。这些华人业主当时都属于古巴的富裕阶层，古巴革命之后，逃避他乡，这些财产也就给政府充公了。他说：现在华人门可罗雀，大概只有200来人了，都老了。他还说，哈瓦那曾经是美洲最繁华的城市，“那个时候还没有拉斯维加斯，美国人周末都到这里来吃喝嫖赌。许多富人都在这儿买了房子，吃喝玩乐。” 看着哈瓦那海边大片的现已年久失修的豪华别墅，你就可以想象当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猖狂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华人，当然也带走了他们的资金、技术和人脉。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动乱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马迎春

　　至于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经历过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民间，特别是知识界，真诚渴望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因为我们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确实不少。

　　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轴，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四、中国的另外四种选择（4）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00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随即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

　　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开心。一个俄罗斯汉学家对我说了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发誓要去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给杀了，于是他拿了把手枪便上路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人家问：怎么回来了？他说，要杀戈尔巴乔夫的人排着长队，我等不及了，只能回来。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策划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教授曾来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前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拂袖而去。萨克斯一脸错愕。他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

　　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懂得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苏联从普通的公众到政治精英当时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国，全盘接受了西方政治话语，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罗斯朋友最近对我说：“90年代那些年，对俄罗斯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人对美国这么反感，对普京这么支持。”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一、最不坏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人口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过两本英文专著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评论, 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国有影响的《新观点季刊》把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兹、亨廷顿等人的文章编在一起，出版了一个探讨全球化有关问题的专刊。其实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为什么西方自己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收效甚微，而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却能够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时间不过是历史的弹指一挥间，中国却发生了巨变，整个世界为之惊讶，称之为“中国奇迹”，我们的经济总量增加了十倍多，我们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但奇迹也伴随着问题，引来了争议、甚至非议。至此，我想起了英国大政治家丘吉尔在40年代评论西方民主制度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与其他制度相比较，民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最不坏的制度。但丘吉尔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中说这番话的。他本人一贯捍卫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大英帝国法统。比方说，他坚决反对印度独立，更不要说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现在丘吉尔的这句话，已被不少人抽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条件，变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旨，甚至导致了民主原教旨主义，结果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不少麻烦。丘吉尔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话，看到世界上这么多诸如菲律宾、海地、伊拉克这样的劣质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还有3亿人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不知他老先生会有什么感受，但这是后话。

　　我这里只想套用丘吉尔的句式说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问题和抱怨为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别的模式似乎还没有中国模式好，也就是说相比之下，中国模式可能属于最不坏的发展模式。当然，我把中国模式看做是“东亚模式”的一种独特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没有比东亚（“四小龙”+中国）模式更好的模式。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实行赶超战略，虽然也出现过各种严峻的问题、甚至危机，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方面，其他模式还无法比拟。与“四小龙”相比，中国又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事业起飞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国还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性大国，具有四小龙所无法比拟的规模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自然也更为深远。

　　中国发展模式虽然衍生出不少问题，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别是那些执行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国家相比，中国模式还真是不错。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大力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政府的作用，结果使非洲的国家能力变得更加脆弱，一般认为这是导致非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恶化、艾滋病严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国在俄罗斯推行了“休克疗法”，今天被很多俄国人称为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第三次“浩劫”（前两次是13世纪蒙古铁骑的入侵和二次大战中德国纳粹的入侵）。“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不管条件成熟与否，都推动资本市场自由化，结果引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后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不少国家的经济倒退20年。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摊上了这三个馊主意中的任何一个，后果将不堪设想。多亏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灾难。

二、东亚模式之争（1）

“东亚模式”是有争议的，这里首先要对“东亚模式”这个概念作个界定。我这里讲的东亚模式指的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在相似的历史、文化（尤指儒教）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干预，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实行赶超战略，迅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内的泛义的“东亚模式”，因为那些国家我也都访问过，他们虽然想学四小龙，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四小龙的现代化水准。我讲的“东亚模式”也不含现代化后期的韩国和台湾（他们后来转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当）。

　　在经济发展早期，韩国、新加坡、台湾的政府当局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经济起飞后，又逐步转为间接干预，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则表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引资政策，补贴公共商品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东亚模式尽管自身有不少弱点，但其总体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四小龙是战后世界上唯一从第三世界的起点出发，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准的社会。

　　东亚模式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备受争议，因为该危机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一夜之间，我们过去20年的发展努力付之东流。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

二、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4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四川地震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保问题。西方模式能解决这些问题吗？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不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容易。倒是中国模式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加剧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 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在这漫长的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基本上为2比1，但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世界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根据美国学者Jared Diamond的计算，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世界上还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8至9亿人还食不果腹。但即使是这样，西方还是力求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已经得到的好处。在这种极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硬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消除贫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会有启发。中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提出的“互利双赢”观念，也广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过去几年中，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导致了世界更加动荡不安，仅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多少生灵涂炭？多少财产损失？多少平民流离失所？而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则有增无减。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国驻外的大使馆都是最壁垒森严的，被重重屏障和警卫包围着。美国尽管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和最大的军备开支，但美国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国人坚持“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主张通过标本兼治与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看来是更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冲突问题上，西方和穆斯林的矛盾迟迟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两年前，丹麦画家发表了嘲笑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在###国家引起轩然大波。2008年，由于一些极端穆斯林分子威胁要刺杀这位画家，丹麦所有报纸决定重新刊登这幅漫画，又引来了新一轮的文明对抗。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丹麦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处理漫画事件中，丹麦主流媒体还是无法脱离正面对抗、零和游戏的西方传统。鉴于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西方在处理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上展现出更为开明包容的态度呢？倒是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自己说得比较坦率，他说，“在多元的、多种文明并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是保护自己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应为与西方没有多少利益关系的民族排忧解难。”中国人讲“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关联、互相尊重、互相体让、取长补短，这比亨廷顿的观点要高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这种推己及人的思维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维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

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2）

在环境保护的问题上，美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穷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最小，富国的责任最大，但全球变暖的最大受害者却是穷国和穷人。就像当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废除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浪费世界资源的消费习惯。欧洲也一样，虽然环保意识空前高涨，能源消费也低于美国，但是要大部分欧洲人改变自己仍然是相当浪费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现在做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从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为有效的环保思路和方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上上下下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们解决问题的总体效率大大高于西方制度。这个软实力如果用到环保事业上，也一定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最近，国外有报道，称中国在新能源的研究和使用方面，可能会走到世界的前列。

　　简而言之，中国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在解决上述四个挑战的前三个方面已经展现了自己的独特影响力，这种影响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增加。在生态保护的问题上，历史也给中国软实力留下了独特的机会。我将在本书第六章中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过去要么苏联模式，要么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苏联模式随着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主流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剩下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都将拥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战后的情况表明世界事务要复杂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适用的，那么为什么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则屡屡失败，从菲律宾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国模式回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战：发展中国家有没有权力把消除贫困、实现现代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有没有权力从自己的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衍生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安排？有没有权力在实现各项人权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轻重缓急？有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影响迄今为止西方思想占主导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国的经验对此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回答也体现了中国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意识。

　　中国模式相对成功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的崛起，而且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这将对解决中国自己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未来的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模式还会不断完善，并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惊喜。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1）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 “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仍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中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一、慕尼黑的一场辩论（2）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00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2006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马迎春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1）

2007年12月27日夜，我从电视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贝*布托夫人在拉瓦尔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时，又感慨万千，因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全天候的朋友，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具有非常坚固的基础。如果连短暂过境也算的话，我本人曾三次去过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晤过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贝*布托的父亲阿里*布托就是被哈克将军政变推翻的，最后还被判处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将军都是中国的挚友。哈克将军本人又于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谋杀，但最后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来，可以说就是在普选、混乱、政变、刺杀、再普选的怪圈中循环，真有点凄凄惨惨。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不仅是血肉横飞的画面，还有那我熟悉的拉瓦尔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过去了，这个城市还是那么乱糟糟的样子，房子还是破破烂烂，街道还是人畜混杂，和我20多年前访问这个城市相比较，看不出什么变化。这么些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不很顺利，民生没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没有坚实的基础，悲剧不断的深层原因是人民持续的贫穷和政治结构的上下脱节。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员对我说，“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没有遇刺，顺利当选为总理，她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统与她合作？如何保证代表巴基斯坦伊斯兰势力的部落长老与她合作？没有这些合作，她靠什么来整合社会、治理国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穷人以及一批亲西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布托夫人无力整合巴基斯坦社会，她过去总理当得并不好，现在她死了，她的儿子当选人民党领袖，这是她遗嘱中的嘱咐，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了我们的民主质量大有问题。”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唯一指标，根本不考虑一个国家成功运作的诸多复杂条件，而西方国家自己则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与磨合，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比较稳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然后才开始搞普选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第三世界民主经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穷人拥戴的领袖被选上台，但这种领袖往往无法整合社会力量，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然后军队就借机发动政变，但军政府也往往治国无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选政府上台后，这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布托夫人死亡后三天，非洲的肯尼亚大选结果又引起了争议、冲突和厮杀。我对肯尼亚情况还算有点了解，因为我前后去过肯尼亚四次，最后一次是2007年4月。我与肯尼亚非洲经济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讨论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及中国发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兴趣。讨论中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模式与肯尼亚政治，当时肯尼亚的大选已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一位学者问我，如何看肯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我笑着问他，您是要听外交辞令呢？还是朋友的诤言？他说当然要诤言。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据我的观察，非洲国家大选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这样一来，你们选举的结果可能会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还会导致社会动荡。”我说，“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的注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纷争的话，很难产生积极的结果。”

　　肯尼亚人口才3000多万，却分属40多个不同的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基库尤和卢奥两个部族，选举中竞争的两个政党分别代表了这两个部族，而部族成员对自己部族的认同大都超过对肯尼亚的认同。我问下榻饭店的经理，你准备投谁的票，他说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选人。非洲大部分国家还远远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这位饭店经理是卢奥族人，他对我说，“我首先是卢奥族人，然后才是肯尼亚人。”这就像在中国，如果大部分人都强调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后才是中国人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要维持国家统一和团结就会非常困难。非洲现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来一人一票的普选，结果使许多社会变得更加分裂和动荡。

二、从贝*布托遇刺到肯尼亚骚乱（2）

另一位学者问我，如果采用中国模式，您觉得肯尼亚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推销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你们听完后就可以把它忘掉，他们笑了。我说：“你们一共有7个省和一个省级特区，这当中有没有大家公认的干得比较好的省长？如果有的话，可以考虑通过合适的程序推选他来担任国家首脑，这叫做政绩合法性。”我还说，“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程序合法性与政绩合法性的结合，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只谈程序合法性，不谈政绩合法性，结果不理想。”会议主席说，“我们中国朋友的建议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亚已经很难这样做了。”我点头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亚大选，出现了对选举结果的质疑，接踵而来的就是族群冲突和厮杀，造成了上千人死亡，伤者无数，30多万人流离失所，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创，至今尚未喘过气来。其实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任何一个相信“实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亚呆个三天，作一点调研，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抵达肯尼亚的当天，电视里就报道，肯尼亚两个主要部落已经有一些零星的冲突，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连给我开车的司机都告诉我，12月大选的时候治安可能会有问题。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肯尼亚大选的评论，题目是《虽有不足，但（肯尼亚）还是别国的榜样》，称在非洲这个动荡不安的大地上，总算有这么一个进行和平普选的民主绿洲，它可以成为别国的榜样云云。我读了文章哑然失笑，心想，这类文章的作者真应该到中国来进修一下什么叫做“实事求是”。

　　当然作者可能并无恶意，毕竟肯尼亚当时的情况比其邻国要好。肯尼亚北面的苏丹，从1956年独立以来的50多年里，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时间都在战乱中度过。北面的索马里也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不远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经历过“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有500万人丧生，边上的乌干达也不安宁，乌干达北部一直处在战争状态。

　　半个月之后的2008年1月5日，《经济学人》杂志又刊登了一篇题为《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和抢劫，（肯尼亚）种族清洗可能演变成内战》的文章，还配了部族厮杀、烈火冲天的图片。这么一份西方的权威杂志，对别国政治进行分析的时候，怎么可以如此漫不经心呢？两个星期之内，就把一个国家从“别国的榜样”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又不向别人交代自己这个弯子怎么转的？我有时真是很佩服西方媒体的勇气，对别人的事情预测老是出错，但鲜有认错的。

　　过去3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预测更是谬误百出，但也从来没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也是这样，失掉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把尼泊尔军警殴打藏人的图像解说成中国武警殴打藏人，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西方媒体的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作怪，总认为他们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们的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管别人遇到什么问题，西方从政客到媒体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开出的都是多党制和普选这一帖药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残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开药方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Aidan Hartley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五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他还说，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语讲话时，讲的都是人话，一旦转为自己方言讲话时，讲的都是鬼话。这些政客坐着直升机到民众集会的地方，用英语讲一番民主人权，这是说给西方记者听的，一般老百姓也听不懂，但转用方言讲话时，就充满了对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谩骂。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部族之间的厮杀是谁在主导？是村里的长老和巫医。政客和这些人勾结，他们一发话，下面的不少民众对其他部族的人就开始打砸抢杀。非洲有句谚语：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而这一切又和政府机构从上到下的腐败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给个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不惜一切手段来保护这种权力。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如果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拉，给人感觉像是20年前的中国县城。

　　我们可以从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挫折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选择权，结果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导致了危机不断，这些国家的发展也因此而困难重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可以拒绝外国势力假借任何名义来主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1）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亚最近出现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宾、格鲁吉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蒙古等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均很频繁，社会动荡不止。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民主没有带来人民所企盼的和平与繁荣，反而成了各种危机的成因呢？它们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不妨了解一点西方哲人对民主问题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师就是大师，经过多少岁月沧桑，他们的观点还是令人感慨万千。西方不少人已经忘记了自己政治先哲关于民主提出的许多忠告，也许我们要提醒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观点，也有益于帮助我们弄清发展中国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的盲点，并使我们能更好地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谈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的，因为那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当时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通过公民大会来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思想”之罪，被这种制度判处了死刑。他的学生、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图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暴民”统治。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贤一贯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否认这些差异，预设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样的政治权力，结果导致了“暴民”政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众为你治病呢？还是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会去找医术精湛的大夫，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其责任和难度远远大于一个大夫，你该找谁呢？

　　这个问题代表了柏拉图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长期影响了欧洲政治的发展。从今天的标准来看，柏拉图的精英意识也许过强、民众意识过弱，雅典民主制度虽有各种缺陷，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尝试，功不可没。同样，柏拉图的观点虽有不足之处，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多少国家就是因为一人一票选出了恶人而走向了灾难。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德国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是良好设计的产物，选举公正，舆论自由，宪政民主。但纳粹党，通过良好的基层组织系统，利用人们的各种不满，采用民粹主义的手段，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而在1933年更是获得了44%的选票，比另外三个政党的票数之和还多，成为德国议会的第一大党，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人结果选出了仇恨人类的希特勒执政，最终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也差一点毁掉了整个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图活到1933年的话，他一定会说，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西方一些国家现在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法治社会、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唯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结果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质民主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他们的国家也因此频频陷于动荡甚至战乱之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历史证明：只有优质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质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灾；只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烂民主只能是坏东西。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绝烂民主、建设好民主。

　　我们不应该学习西方推崇的那种竞选程序决定一切的民主。竞选程序决定一切就像学生上课报个到就是好学生，学习成绩好坏则反而是无所谓的。你选个演员，选个美女来当政，毫无政绩可言，也是合法的。台湾陈水扁就是个典型，当了8年“总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考试”都不及格，但按照西方的程序决定轮，他可以赖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们民主政治的设计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仅要求这个学生报到上课，他还必须不断通过考试、而且必须是高分通过。

三、好民主才是好东西（2）

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本来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国的传统，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和传统出发，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全面监督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大概也是柏拉图当年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民主建设的启示。

　　有人说，只要制度好，领导人的素质好坏无所谓，瑞士就是个例子，七个联邦委员，每人轮流担任一年联邦主席，瑞士很多国民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总统是谁，因为换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运转得挺好吗？但瑞士是一个超级小国，其独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经过了长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国模仿不了，美国、法国也模仿不了，也没有必要模仿，因为各国的传统和条件差别太大，就像瑞士几乎家家都有枪支，中国能学吗？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法治建设尚未完成，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领导人的素质往往在很长时间内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比方说，没有邓小平，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令人不敢恭维的小布什连任两届总统，结果领导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世界迅速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新闻周刊》总编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语）。

　　这里还要提及古希腊的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叫亚里士多德，他对什么是优良政体也有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优良政体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中产阶级占多数，二是法治的确立。他认为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倾向稳定，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容易图谋他人的财物，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容易引来别人的觊觎，所以中产阶级是优良政体的基础。亚里士多德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城邦只有能够维持法律权威时,才能说明它已建立了优良的政体。他认为如果民选领导人，没有法治的规范，就极可能成为独裁和暴君。

　　他的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世界的经验来看，没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一个社会可以运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没有真正的法治和广大的中产阶级，民主的品质一定不高，出现劣质民主的概率极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说，肯尼亚大选出现了争议，既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来裁决，又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支撑社会的稳定，于是不同的派别和部落就开始了恶斗和厮杀。纵观世界民主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建设民主的最佳切入点，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不断壮大中产阶层、努力推动法治建设。中国正在走这条路，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者将占人口的多数，这将对中国的民主建设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谈民主是不能忘记法国激进思想家卢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为民主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民主志士，但卢梭在其名著《社会契约论》中也提出了一个今天似乎被人们遗忘的深刻问题。他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那么每个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权就是万分之一。如果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十万人，那么他的主权就是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手中这一票的影响力，一下子就小了十倍。他由此而推论，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卢梭本人对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民主社会应该是小国家、小政府、贫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对抗。在我们这么一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里实践民主，我们的制度设计中一定要认真考虑和回答卢梭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最后还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成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手段而非终极价值，他认为终极价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对民主多数的滥用，认为即使是多数同意的决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说大部分人决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财产）。不管你如何评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学说，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对民主建设提出的一个忠告值得注意。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

　　看看今天这个世界，那些极力在全世界推销西方民主的人，几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总认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结果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生灵涂炭，但自己对别人连一声道歉都不说，这种傲慢与愚昧导致了近年美国政治软实力的急剧下跌，连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也感叹：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从没有像今天这么糟。哈耶克关于民主所服务的价值高于民主本身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仍有启发。我们进行民主建设过程中应该首先考虑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是国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们应该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我们一定要以中国人的眼光，为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来研究和实践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的国运昌盛和人民幸福。我们30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走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虽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总体效果比那些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样，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成功的，成为失败国家的倒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创新之路。我们要汲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和教训，拒绝烂民主，实践好民主，逐渐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和谐、民主的伟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已经走出了自己的路，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也会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并最终赢得世界的喝彩。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

　　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

　　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

　　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意大利480
　　法国767
　　美国1952
　　英国2041
　　德国2836
　　西班牙3038
　　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他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
　　中国7219
　　约旦6930
　　巴基斯坦5739
　　西班牙5144
　　荷兰4950
　　英国4451
　　加拿大4552
　　土耳其4155
　　印度4157
　　美国3957
　　黎巴嫩4058
　　印度尼西亚3564
　　法国2871
　　俄罗斯2371
　　德国2573
　　波兰1382
　　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Jared 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

　　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美国可以，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勒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马迎春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四、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

　　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1）

读西方人过去写的历史，会发现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话语权的历史，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的数百年之久的强势地位。法国哲学家福柯不无挖苦地说：你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谈，话语的强弱是由话语者的强弱所决定的。既然西方数百年来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其话语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导地位。当年欧洲人灭绝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释就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年欧洲人贩卖黑奴，其解释就是那个时代谁都这么做；当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贪婪掠夺，其解释就是为了传播现代文明；后来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也都经过了详尽和理性的科学论证。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西方也变了不少，虽然在话语权问题上，西方话语仍占主流地位，但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正在出现，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只要不被滥用，都是好东西。中国人过去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辱，坚持的也是这些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进程中，它们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其解释权也属于各国人民，而非少数几个国家。否则就可能出现各种荒谬，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近4亿人脱贫，会被认为与人权进步无关，而美国大举入侵伊拉克，无数生灵涂炭，则被看作是捍卫人权。世界在进步，中国在崛起，那种谁拥有强权就拥有话语权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这里首先要纠正一个历史偏差。西方现在的主流话语称：西方一直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不少人也以为当年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a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 和Citoyen) 在法文里，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确切地说是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不包括穷人。在这个《宣言》通过两年之后的1791年，一位名叫奥林匹*德古吉（Olympe de Gouges）的伟大法国女性，骇世惊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但她却被送上了断头台，她所希望的妇女投票权直到她死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法国实现。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也一样。美国的国父们确实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们也都是欧裔男性富人，不少还拥有黑奴。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间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妇女、奴隶、华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穷人，保留奴隶制也是美国国父们经过辩论后作出的选择。从17世纪开始的两个世纪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西方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谈的自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了贩卖奴隶的自由，包括了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自由。美国的南北战争（1861-1864）废除了奴隶制，值得肯定，但战后双方还是作了政治妥协，认为美国“统一”的价值高于黑人“自由”的价值。美国不久又颁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种族隔离的制度。这套践踏人权的制度在美国又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1870年左右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世界范围内对财富的掠夺，欧洲主要国家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但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当时的欧洲各国迷信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恶报恶，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遭受重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文明几乎毁于一旦。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比较文明的欧洲实际上是侥幸才保存下来的。这种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没有发明原子弹，包括了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3000万人伤亡的巨大民族牺牲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帮助捍卫了欧洲文明。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像一些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法西斯进攻面前纷纷投降的话，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轻易地拿下中国，然后与德国分进合击拿下苏联，再以中国和苏联的巨大资源为后盾来称霸世界，欧洲文明还能保留多少？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所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在西方还远远没有得到承认。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和西方领导人交谈时，对中国根本就不屑一顾，提及“中国人”，他用的还是那个对华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字眼“Chinaman”。

一、谁创造了人类普世价值？（2）

但是持平地说，经历了这些灾难之后，西方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了深刻的反省，并对欧洲的很多主流价值重新作了评估和筛选，把坏的剔除，把好的留下，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价值，这才有了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确认了人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应该享受人权的原则。至此，我们才可以说国际社会真正开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伟大进程，这是可喜可贺的。

　　但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后，种族主义理念还是继续主导着西方的国内外政策。比方说，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法国又发动了极其残酷的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直到最后实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殖民地。同样，美国黑人不堪再忍受种族歧视，于60年代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1963年大声疾呼：“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而这离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遥。

　　追溯这些历史并非要贬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关键作用，也无意贬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取得的进步，而是要准确地找出今天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澄清某些认知上的盲点，确认“自由、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过程并非是西方的自觉自愿，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经过长期英勇的抗争，并和西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渐把这些本属于世界上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西方国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其内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动过程中被大大丰富了。

　　从上面对普世价值来龙去脉的叙述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发：

　　第一，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确认的历史并不长，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国开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许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样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那么也只有40来年时间，比我们改革开放多十三年。所以普世价值还是个新鲜事物，需要我们共同呵护，中国为其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正当其时。

　　第二，西方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放弃糟粕的东西，继承优秀的东西。比方说，西方已被迫放弃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在西方曾经非常风光的“普世价值”，又对“自由、民主、人权”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虽不完美，但还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进步。相比之下，我们不少国人对中国自己的传统还是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整个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专制史，一切要推倒重来。实际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整个文官制度是从中国借鉴来的，结果青出于蓝胜于蓝，我们现在要向西方学习文官制度的建设。

　　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来源就是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伏尔泰特别赞赏中国人的宗教观：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一个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基础上，用今天的眼光来认识和发掘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资源，这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巨大智慧宝库，对重塑民族魂，对解决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挑战，对新的普世价值的形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1）

促进普世价值的过程本应继续是一个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互动过程。但是西方主要国家总想垄断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搞“话语霸权主义”，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例如，他们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样、操作精致的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还编造了一个神话：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创造了西方今天的财富。实际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资源消费量是发展中国家32倍的基础之上的。不信的话，你去掉这32倍的差异，再看看西方的人权会是什么水平？而西方的财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义之财？光是根据那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当年被迫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就足以在当时的英格兰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而西方列强在那个时代强加给中国的可是1000多个不平等条约呀！当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话语垄断，于是就有了苏联的解体（也有了俄罗斯后来的顿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溃，就有了第三世界的众多劣质民主和混乱动荡。

　　西方在推销自己“自由、民主、人权”话语的时候，很少提及自己财富积累的真实过程：英国有个港口城市叫利物浦，这个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为整个英国最富裕的城市，靠什么富裕起来了？靠的是奴隶贸易。当时整个英国80%的奴隶贸易，40%欧洲的奴隶贸易，都从这里经过。欧洲的商人们用美洲的棉花、糖、烟叶换取非洲的“黑奴”，一本万利。主要发达国家在其资本迅速积累的百年间，对外奉行的野蛮的殖民主义，对内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从未超过本国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参加世界反对宗族主义大会，不少非洲国家代表发言，要求西方国家为奴隶贸易进行道歉和赔偿，他们提出的赔偿额度为：777万亿美金，约等于今天美国经济总量的60倍。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但索赔数额之大，是不容置疑的。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于2008年初正式向几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良知，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变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谐一点。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2008年3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埃及代表整个非洲集团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题目叫：“从夸夸其谈走向实际行动”：其内容是呼吁世界各国，采取具体行动来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现象。其中提到：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道歉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举动”，“欢迎澳大利亚政府对过去给其土著居民造成沉重伤痛、苦难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并“促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向过去和历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进行正式道歉，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创伤、取得和解”。这种决议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对。欧盟发言认为此提案的语言不妥，不应该把一部分国家单独列出来进行批评。

　　实际上，我在意的并非西方一定要就过去的错误，包括鸦片战争，做出正式的道歉，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应该向前看，但我比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够从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中汲取教训，改变那种总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自己永远正确的心态。“自由、民主、人权”是好东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来界定这些概念，并且要不分时间、地点、民情、发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从本质上看，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心态无异，结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类似伊拉克这样的悲剧。

　　西方谋求话语霸权现在面临着三个困境。一是国际政治中的困境，中国、俄罗斯等有影响力的国家都坚决拒绝西方的话语霸权，并积极发展自己的话语权。二是实际操作中的困境，美国入侵伊拉克，推销“大中东民主计划”，结果陷入泥沼、骑虎难下。西方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推动的“颜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这些国家更加动荡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束手无策。面对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如贫困问题、战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文明冲突问题等，西方价值观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对策。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为贫困；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模式使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对美国、对世界的威胁有增无减；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愈演愈烈。

二、应该失语的不是我们（2）

而这一切困境的背后是全球化环境下西方政治话语的苍白。西方文明有其长处，值得我们学习，但也有其短处，特别是过多的自我中心，过多的对抗哲学，过多的好为人师，缺乏一点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辩证观”和“天下观”，怎么能指望这种狭隘的政治话语来解决今天这么错综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呢？倒是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消除贫困的经验广受好评；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互利双赢”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和谐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为解决世界“文明冲突”这个难题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这些问题上，不是中国接受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话语僵化的问题，是西方最终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们话语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普世价值是个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更加丰富的价值观来引导和处理，中国应该为丰富普世价值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价值已显然不足以应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什么“和平”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和平，还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良政”不能成为普世价值？民主是手段，最后都应落实到良好的政治治理。为什么“和谐”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以强调“对抗”为特点的西方文明难道不能从讲究“包容”的中国文化中受到启迪吗？为什么“消除贫困”不能成为普世价值？现在世界上饥民人口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消除贫困”应当成为普世价值。总之，普世价值的探索和发展正未有穷期，一旦超越西方话语，我们就海阔天空。

　　法国政治学家多米尼克*马绥2007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称当前世界存在着“三种情绪”：一种是欧美国家的“忧心忡忡”：他们忧心恐怖主义，担心经济衰退，害怕失去竞争力，也害怕失去影响力。一种是伊斯兰国家的“屈辱之感”，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国家过多的欺辱，这种深深的屈辱感已转化为对西方的仇恨。另一种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充满自信”。他认为中国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国内外冲突，专心致志地发展自己，综合力量迅速崛起。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扬言要抵制奥运会。其实，中国对此不必太担心。2006年曾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中非高峰会，来了40多位非洲国家首脑，西方世界当时惊呼自己被中国边缘化了。西方目前对中国在第三世界影响的扩大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着资源、市场和机遇。如果西方领袖不来赴会，北京奥运会成了亚、非、拉、俄罗斯和中国领袖的盛会，这才是西方更为担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国家自己。

　　我们珍视与西方的关系，也愿意学习其一切长处，但我们拒绝傲慢与偏见。我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既不是俯视，把西方话语看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也不是仰视，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而是平视，用中国人“实事求是”的核心价值观对其逐一加以审视，一部分要学习、一部分要借鉴、一部分要反诘、一部分要扬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了数千年而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其真正崛起必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失语”的不会是中国，而应该是“话语霸权主义”。

三、也谈人权（1）

日内瓦有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过去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开会，都会引来大量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关心日本“劳累死”的，还有支持同性恋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好一番热闹。外交官们也很辛苦，会场内外，忙来忙去，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为了一些有争议的决议草案进行没完没了的磋商，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会场，不少人简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如果会场上突然来了个“搅局”的，大家的精神都会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么一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欧盟提出的一个决议草案，内容涉及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授权”。

　　欧盟代表自我感觉良好，从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度，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决议草案，认为这个决议草案不应有任何争议，故提议不经表决通过。这时老资格的埃及大使发言了，而且是代表着有57个成员（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他说，众所周知，最近出现了丹麦画家丑化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画事件，西方一些国家以言论自由加以辩护，对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我们认为这是滥用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谴责，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修正案，要求联合国保护言论自由报告员，调查并向人权理事会汇报世界上“滥用言论自由的权利，构成种族或宗教歧视行为”的情况。

　　斯里兰卡大使接着发言，他是科伦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讲话总是那么不卑不亢，像是在讲堂上给自己的学生授课。他说这个修正案好，因为权利与义务之间要有某种平衡，否则会出现大问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间就传遍全世界，发达国家里一些人可以以言论自由为名，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发展中国家内就会立刻出现罢工、罢课、罢市，甚至厮杀。埃及的这个修正案能使欧盟的这个决议变得更加全面。欧盟代表发言反对，认为这纯属另外一类问题，不应该放在这里讨论。

　　这时古巴代表发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国际场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责难和攻击，所以能言善辩者不少。古巴代表说，这个决议案中有这么一句话：“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说应该在“行使”这个词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个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认一切形式的媒体，包括出版、广播、电视和因特网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论自由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传来一阵笑声，知道这句话把原文的意思给“阉割”了。欧盟代表坚决反对。最后主席裁定要进行表决。欧盟代表则要求休会，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变这种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买账，大声地说，主席刚才已经宣布开始了投票，根据议事规则，这个行为必须进行下去。欧盟代表无奈。表决的结果是：32票赞成，0票反对，15票弃权（欧盟成员等投了弃权票）。这样，这个最初由欧盟提出的关于言论自由报告员授权的文件，变成了联合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滥用言论自由内容的文件，其意义非同小可。看来西方话语垄断权在CNN和BBC等媒体中还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

　　言论自由是好事，但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确实应该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担与自由相适应的责任，绝对自由，就和绝对权利一样，会导致绝对腐败。以言论自由为例，在西方大部分国家里，歌颂希特勒也是违法的，挑动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个国家在言论自由的幅度上，确实差异很大。中国言论自由总体上在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个大趋势，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滥用言论自由的问题，在2008年西方媒体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激起了全球华人的愤慨。西方媒体应为此承担自己的责任。新闻和言论自由被滥用，煽动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铁托在世的时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众，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处，但后来这一切被西方推动的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所否定，各个族群随即都开始强调自己的权利，民粹主义政客一个接一个被选上了台，结果导致了族群厮杀和国家解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少数民族只占中国总人口的8%，但他们居住的面积涵盖了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在言论自由的界定中，我们一定要禁止煽动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使一个团结的中国变成一个分裂的中国。

三、也谈人权（2）

2008年8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之际，在罗马也举行了一场关于全球治理创新的研讨会，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问我：中国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人权”。我说，“很好，但这还不够，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样的选票，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起来选举美国总统？”他犹豫了。其实，各种全球问题治理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国家总想当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监督。西方不少人总认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罗斯人更了解俄罗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养成了指手划脚，乱开药方的陋习，但对自己药方带来的后果从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做法不知已经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光是一场伊拉克战争就造成了有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个“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就给非洲带来多少灾难？光是一个“休克疗法”就给俄罗斯带来了多少悲剧？

　　中国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长处结合起来，国家迅速崛起，虽然仍面临不少问题，但总体效果远远好于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就像争取奥运会金牌一样，如果你只认可西方一种模式，那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大概只能落得个印度的水平，但当你把东、西方的长处融合起来，就出现了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这对中国的人权事业和其他方面的进步都有启迪。

　　记得2005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女学者曾这样问我：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每况愈下，您怎么看？

　　我说，“第一、讨论中国的人权，一定要先问问中国人，而不是问美国人和欧洲人，否则您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您不妨问一下您在欧洲遇到的任何中国人，也可以去中国与您见到的所有中国人了解一下：中国的人权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从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现在的人权状况比过去要好。

　　第二，中国使得近4亿人脱离了贫困，现在正努力实现13亿中国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国人拥有一块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国民众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国人权的时候，既看到中国的问题，也看到中国的成绩，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特别是不要忽视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国确有自己的人权问题，需要不断纠正和改进，中国也可以从英国、从西方借鉴不少好的做法。中国这30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长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决自己诸多的人权问题。我在您的国家生活过，知道英国至今还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样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这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2款的。作为一个英国女学者，您不妨也花时间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捍卫一下您自己的权利和您的英国妇女同胞的权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国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大概有这么五个特点。首先，联合国界定的人权，主要指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西方传统上，在对外交往中，只强调政治和公民权利，忽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美国不把这三种权利看作人权。这方面，美国真是严重落伍了，连很多欧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们采用的不是美国自己制定的狭隘的人权标准，而是联合国确定的人权标准，美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是发达国家中最多的，比方说，3亿人口的美国竟有4000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更不要说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了。

　　第二、西方喜欢从法律角度来讨论人权，认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权问题才可以算是人权问题，但是在对外政策中，又总是把法律问题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较健全、律师数量充足的国家里比较容易做。而在法制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据我观察，应该在推动法制建设的同时，注意通过政治方法来促进人权，这样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贫困。美国不认为这是人权，欧洲人权界还在争论这属不属于人权，而中国从政治上认定这不仅是人权，而且是核心人权，并在实际行动中这样去做了，所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引领世界潮流。我曾就此当面请教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玛丽*罗宾逊女士，她个人也认为消除贫困最终应成为人权。

马迎春

三、也谈人权（3）

第三、西方总是说人权是个人的权利，甚至否认集体权利的存在。中国人则认为这是荒谬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决定了，有个人的，就一定有集体的，这是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缺一不可。实际上西方也很重视集体的权利：西方过去和中国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代表的就是西方国家和国民在华的集体权利。治外法权就是集体权利。美国过去制定种族隔离制度也是为了保护白人在各个方面的集体和个人的特权。人权中的民族自决权就更是集体权利了。西方强调人权是个人的权利，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担心集体权利会被滥用，最终成为损害个人权利的借口，这个担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为反过来看，个人权利的滥用也会导致集体权利的损害。比方说，丹麦漫画家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可以损害十亿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权。一个理想的人权保护体系应该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权利，兼顾自由与责任。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哲学观对于人权理念未来的演变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四、中国认为实现人权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实践证明，中国把以人为本，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事业作为核心人权来优先推动，是一个伟大的成功。错误的优先顺序，效果往往不好。这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指导下，尝试了政治权利压倒一切，但结果令人失望。在一个贫困的国度里，去搞西方式民主，结果就出现了海地这样的烂民主：饥饿导致暴乱，暴乱导致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又使所谓的民选政府形同虚设，最后只能靠联合国维和部队来维持国家秩序。甚至在相对发达的国家里，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权利压倒一切的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在具体的人权问题上也一样，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源决定了，它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源使用的优先顺序。比方说，一个政府现在有1千万美金，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大学生的宿舍，可以用来改进监狱犯人的居住条件，也可以用来建设廉租屋，这些用途都属于改善人权，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最合适的安排，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权的优先顺序时，也要指出，有些人权属于核心人权，属于普世价值，也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接受的共同底线。这些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说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一致。美国对关塔那摩监狱的一些犯人实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为其做法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

　　但我们和西方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价值界定得过宽，而且是以西方的意愿来界定，西方认为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就是普世价值，整个世界都要跟着他走，这是没有道理的。比方说，欧洲国家认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权这个普世价值，而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接受这种解释。欧洲首先应该去说服美国人接受这种观点。2008年3月，荷兰外长弗汉根来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议介绍荷兰的外交政策，提到欧洲人权价值观中包括保护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的权利，他还点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苏丹、也门五个国家的名，指责这些国家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并说世界上还有85个国家把同性恋定位犯罪行为。如何评价各国法律对同性恋的立场是一回事，而荷兰所认定的这种所谓欧洲价值是否属于普世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世界上多数人来说，荷兰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别人还跟不上。这些权利代表了荷兰和欧洲不少国家内部人权的主要关切，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有许多更紧迫的人权问题需要解决，他们为什么要跟着早已进入后现代的欧洲国家来确定自己的人权议程呢？

三、也谈人权（4）

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如果各国都能真诚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携手并进，这将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更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发达国家消费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32倍，美国消费的人均资源是中国的11倍，但西方迄今为止的人权观决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点儿也不能少，因为这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就是所谓造物主赋予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使用相应的资源，他就要和你较劲，甚至围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对本国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别国人民负责，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权观和民主观，怎么可能解决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贸易保护主义、消除赤贫等世界性的难题呢？

　　西方消耗着比发展中国家多几十倍的资源，但自己的人权问题还是不少，西方还总想垄断人权理念的解释权和世界人权议题设置的主导权，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真有点说不过去。欧美有这么多移民工人，但为什么没有一个欧美国家参加联合国的《移民工人公约》呢？为什么不少欧洲国家里穆斯林女学生在学校连戴面纱的权利都没有？为什么西方不能带头改变其浪费资源的生活方式，从而让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环境权呢？为什么美国至今尚未加入联合国的《经社文权利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呢？为什么欧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这个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质的大问题，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地位呢？荷兰和英国女性的工资比男性的工资平均要低20%到25%。法国低10%左右，这是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的统计。而且这些数字与十年前的1994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德国在这个方面的差别还扩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国的差别也在20%以上。（顺便说一句，日本和韩国差别更大，日本在40%，韩国在45%左右，说明这些国家妇女权利还大有改进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访问北京时对中国女大学生说：你们可以来日本介绍男女平等，恐怕不完全是客套话。）

　　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正未有穷期，这个进程无人可以垄断。中国要向世界各国学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时也要为世界人权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本精神”，这可以丰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人权”理念：人权应以人性为基础，人权可以和先人后己的责任感结合起来，参加四川抗震救灾的无数国人和北京奥运会的无数志愿者都展示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整个世界为之动容。就像中国奥运军团的崛起，中国在人权领域内也会不断学习，探索和创新，从而使中国的人权事业更上一层楼，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1）

与人权有关的还有个公民社会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各个社会群体追求的利益也开始分化，于是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促进了社会利益相对的均匀化和平衡化，这确实是今天西方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处理了很多政府不该处理，也处理不了的事情，这是社会自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人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对于加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对于优质民主社会的形成，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会总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这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真是希望我们国家能产生一大批优秀的公民社会组织，不沾官气，展示自己的自主性与活力，大大推动我们的各项事业。我还希望其中一些组织最终能摆脱不合时宜的体制束缚，驰骋于国际舞台，代表着崛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凭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与世界其他地区主持正义的公民社会一同努力，改变现在世界上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公民社会比例过大的状况，为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作出中国人的贡献。

　　但我同时也认为，在公民社会问题上，照搬西方推动的公民社会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效果并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有这么一个预设：公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存在，公民社会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对峙的关系。西方还有自己的战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来对付与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会在苏联、南斯拉夫、东欧政治变革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去过进行了“颜色革命”的乌克兰，看到示威游行的群众挥动的不仅是乌克兰的旗帜，也有欧盟的旗帜、美国的旗帜，英国的旗帜、德国的旗帜，反映出这些国家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西方资助的。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广场上很多游行者挥舞着西方国家的旗帜。西方鼓励这种民间与政府对立的方法，公开扶植亲西方的政权，而不考虑这种做法给这些国家的百姓带来什么结果。“颜色革命”使得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陷入动荡，总体效果不佳，但迄今为止西方对此进行反思的人还不多。

　　公民社会必定与政府对抗这种哲学也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次，我在巴西参加一个讨论消除城市贫民窟问题的研讨会，贫民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他们城市的人口经常一半以上住在贫民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欧盟代表在会上发言说，公民社会应该动员起来，与政府作斗争，让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会议主席问我，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说，走访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后，我认为在消除贫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国。中国的经验是：不要老是搞什么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对抗，而是促进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确立消除贫民窟能够造福各方这样一种大的共识，然后制定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的贫民窟改造方案。我说，你们可以组团到中国去访问，实地了解一下中国是怎样做的。中国的做法也有不足之处，但总体上利大于弊，比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对立和对抗，这在族群比较单一、法制比较健全、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壮大的国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对抗容易带来社会分裂和冲突。我1994年曾访问过黎巴嫩，当时整个黎巴嫩已经摆脱了长达15年的内战，一派百废待兴的景象。从我在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黎巴嫩的公民社会在内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这种公民社会是完全分裂的，分别附属于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如马龙教派、德鲁兹教派、逊尼派、什叶派、长枪党等，更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各种闹派性的组织，它们实际上加剧了黎巴嫩的分裂和冲突。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2）

我在黎巴嫩驻埃及的领事馆办签证时，看到领事馆的墙上挂了一张画有和平鸽的宣传画，上面写着：“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复生。”表述了一个民族经历无数大劫，仍然坚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动。但这是诗人的浪漫表述，现实要残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实地一看，这个曾被称为“中东巴黎”的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整个市中心，包括希尔顿饭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残垣断壁了。这场内战使这个人口才300多万的国家失去了14万生命。我的导游是个60来岁的过来人，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了几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还在一路走低，谁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我有女儿，一定让她嫁给你。”老头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德国工作，一个失业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会现在也很发达，2006年该国又成功地举行了一次大选，产生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赞扬，但那年夏天一场突来的以、黎冲突，美国迟迟不让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战后重建化为乌有。直到本书完稿之时，黎巴嫩还未能产生自己的政府，各种教派和党派的利益无法整合，外部的各种干预使黎巴嫩的局势更趋复杂。我真是希望这个美丽的地中海国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觉得，照西方这个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张的那种公民社会，黎巴嫩恐怕很难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卢旺达也是这样，它的非政府组织大概可以算是整个非洲大陆最活跃的了。据说按人均计算，卢旺达的非政府组织为非洲国家最多，但它们没有能够阻止后来的种族大屠杀。西方人权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形成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形成于经济和教育发达的社会，而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是多民族、多族群国家，经济和教育都不发达，盲目使用西方概念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族群冲突。一旦以族群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大量产生，就会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对抗。

　　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公民社会颇为发达的国家。但我去过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里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险。我的感觉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尼日利亚有那么多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但究竟保护了多少人权？非政府组织越多，社会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这个观点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还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组织比中国多几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与中国的差距都很大。从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会非常活跃，但从我的实地了解来看，相当一部分组织被黑社会控制，甚至就是黑社会的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贫民窟观察过，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控制着贫民窟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组织是真正在为劳苦大众做事，但也有出于其他目的的组织，如专门负责偷电的组织，从某个地方把电偷偷地接过来，再卖给贫民窟的居民。还有负责贫民窟安全的黑社会组织，你要交保护费。为什么印度改造贫民窟这么难？因为贫民窟里的人都组织了起来，而这些组织中相当一部分受黑社会控制，黑社会又与各级政客勾结，贫民窟永远是各级政客的票仓。孟买市中心通向孟买国际机场的大道旁有大规模的贫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宽这条公路，但几年下来了，条件谈不妥，一些劣质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客利益结合在一起，轻而易举地“绑架”孟买市民的整体利益，阻碍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这是印度民主体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一个严重瓶颈。

　　美国福特基金公民社会项目的负责人Michael Edwards倒是个比较坦率的人，他写了一本叫《公民社会》的书，其中提到了公民社会与政府必然对立并不一定是公民社会运作的最佳模式。他说，现在很多公民社会“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体，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会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则也会出问题”。他赞成走协商共识的道路，不要老是强调各方的对立，而是强调如何最好的解决问题。这个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四、公民社会之我见（3）

我认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一定要与一个国家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实际上西方国家自己的公民社会也是这样的。丹麦雇主协会主席马丁森先生曾对我说，丹麦人就像一个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济的感觉，社会上对抗比较少，议会里讨论问题也比较容易形成共识，一般总有80%的议员意见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瑞士也很少出现罢工，为什么？因为在1937年整个瑞士面临德国法西斯入侵威胁之时，瑞士机械制造业的劳资双方代表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约定一旦劳资双方发生了纠纷，双方都要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或者请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资方不得随意裁减工人，关闭工厂，工人一般不进行罢工。这样做既保护了双方利益，也保证了生产。后来，瑞士其他行业也纷纷效法，签订类似协议。1941年战争最困难的时候，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把这种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瑞士几乎很少发生罢工事件，即使发生了，往往规模也有限。

　　台湾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学习了美式民主，强调对抗，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导致了政党恶斗、商业化炒作、族群关系撕裂，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数上升，难怪2008年大选前，台湾《天下》杂志一篇文章《怀念没有蓝绿的日子》，引来多少人的嘘唏，甚至到了今天，全台湾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关注民生的强势领导人蒋经国先生。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没有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还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台湾访问，特别在台北，你可以体察到台湾社会存有这种让人感到温馨的文化底蕴，人与人很客气，很礼貌，温良恭俭让，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台湾社会虽有不少问题，但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陆借鉴。我个人觉得台湾社会本应该在这种和谐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台湾却走上了一条照搬美国对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现在主张族群和谐的马英九先生上了台，提出了“台湾民主再造”的口号，能否成功，还需观察。

　　总之，一个公民社会，如果它能使一个社会最终变得更加团结，更加繁荣，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萧条，更加混乱不堪，那么就是一个高质量的公民社会；如果它使一个社会从团结走向分裂，甚至从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质的公民社会。我看黎巴嫩、卢旺达等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公民社会和政府可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一般认为，中国属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形成的社会，这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长处。一个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是成熟的社会，没有必要为了所谓“民主”，去人为地强化对立。自然形成的共识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政治资源，在这个基础上探索协商民主的道路，对中国更有意义。那种认为搞民主就要学美国，就要搞党派对立，就要为反对而反对，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够形成共识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够形成共识的社会是好社会。我们应该从中国自己的传统出发，少学一点对抗式的美国模式，多学一点丹麦、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动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08年抗震救灾体现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巨大能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的、开放的、透明的现代救援体系。这种民间和政府之间建设性的互动关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社会的凝聚力，不仅为我们的抗震救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也为中国今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在于民心的崛起，在于每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参与感和自豪感。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中国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们的政府和公民社会团结在一起，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真是13亿人众志成城，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分阶层，互相提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伟大力量。我希望中国式公民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并大大丰富国际社会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五、让理性的声音占上风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总理访问加纳，拜会了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他的总统府设在当年欧洲人运送奴隶的石堡里，紧挨着大西洋边，用他的话说，“我在这里办公，为的是永不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在一个布置得非常简朴的会客室里，这位喜欢谈哲理的非洲领袖和我们探讨起了非洲问题，他说，“我们人民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我自己走访非洲也时常有这种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识界大致是两种观点占主流，一种是激进的非洲民族主义，把非洲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纳访问，专门去参观了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纪念馆，纪念馆的小卖部里卖得最贵的一本书，是加纳学者的专著，谈的是结合加纳实际，学习朝鲜的“主体”思想，与全球化彻底脱钩。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跟着“华盛顿共识”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减政府开支，再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结果是艾滋病严重失控，经济凋敝，最近又有了粮食危机。随着世界粮价飞涨，这些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忽视了农业，老百姓饭都吃不饱了，又要开始闹革命了。为什么忽视农业？用联合国贸发大会秘书长素帕猜的话来说，造成当前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数十亿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数百万美金花在农业上”。非洲这种情况，用中国话说就是要么极左，要么极右，而真正独立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声音很难成为主流。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整个“文革”期间, 非理性的极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后到1989年，在中国知识界，非理性的右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崩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稳健改革的理性声音，才逐步成为主流。2008年西方歪曲报道西藏骚乱，鼓励西藏独立，又使更多的中国人坚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才有希望。这实在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但我们今天还会听到不少非理性的声音，有的人想用过去极左的方法来解决今天的问题，有的人则觉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是“解构”一切，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喜欢步西方的后尘，学着“解构”中国的一切，但恰恰忘记了，西方社会通过几百年的发展，其经济基础、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确切地说是过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资源也比发展中国家高30多倍，所以即使西方社会上有很多不满，其体制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大于发展中国家，再乱也很少出现伤筋动骨的大乱，按照2008年初的一个民调，意大利人是欧洲人中最闷闷不乐的，只有4%的人对现状满意，整个社会笼罩着悲观气氛，但因为有过去积累的经济实力和体制因素的支撑，意大利社会没有出现剧烈动荡。

　　西方的知识分子经常说，我的任务就是批判，就是“解构”。对于那种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经太多，繁琐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束缚了人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确实需要松绑，需要批判，需要“解构”，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光进行批判是不够的，中国需要的不仅是批判和“解构”，还需要肯定和建构，包括法律和体制的建构，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的问题，在批判丑恶现象的同时思考建设性的办法。对中国来说，建构和解构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我们文化中还有某种泛道德化、走极端的倾向。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支流可能对我们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们充满魅力的汉语中有许多对仗的句式，琅琅上口，富有音乐美，但都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种道德化的对比，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细想一下，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极端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中间状态。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喜中有忧，忧中有喜，当然有个喜多还是忧多的问题。我们语言中的这种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传统有关，“士不可以不弘毅”么，但是儒家传统也讲究中庸之道，要求“穷理致知”和“慎思明辨”。总之，在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时，在使用我们珠圆玉润的文字时，我们也应注意某些语言习惯可能会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准确判断。

　　英格兰民族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英国人喜欢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这个词不容易翻译。《英汉大词典》中把它译成“成熟老练”，可以说是相当贴近了，但这个词还包含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意思，如见过世面、思维缜密、判断得体、做事讲究一个度，不情绪化，不走极端，见解深刻而全面。说一个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赞扬。民主制度在英国的成功一定与英国人崇尚这种特性有关。

　　相比之下，我们文化中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从网上讨论就看得出来，动不动就是谩骂，就是道德训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国家到了灾难的边缘，就是中国要被开除球籍了，又要来一场革命了。我不反对在中国某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人出来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对从道德高度，对各种缺德的行为挥斥方遒。但我们一定要防止激进思想和道德冲动重新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思潮，因为道德评判最容易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地归为好坏两极，而世间绝大多数的事情就是好坏掺杂，进步往往也伴随着问题，关键是要确保进步能够占主导地位。

　　整个人类进步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而又纯、没有代价的变革。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民族总是激进思潮和道德冲动占主导的话，只能说明这个民族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最终对这个民族可能是一种灾难，等待这个民族的会是一场又一场的无休止的动荡。我们要学一点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和“成熟老练”, 这和我们讲的“和谐中道”相通，是一种大智慧，一种非常值得在中国和世界发扬光大的思想。简言之，我们必须让理性的声音在中国占上风，只有这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才会比较顺利、比较可靠，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真正成熟的标志。
　　
--------------------------------------------------------------
  
  书籍名称：中国触动全球  作者：张维为
  
  本书籍由网友“Tommon”上传  日期：2009/12/1 12:19:42

马迎春

【博客中国】中国触动全球作者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2019-05-22 09:38:04栏目：普评制点评
http://mayc53.blogchina.com/587165832.html

【美国中文网】中国触动全球作者张维为走访百国后的思考
2019-5-22 10:47 |个人分类:普评制点评
http://blogger.sinovision.net/ho ... 6897/id/3781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