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寄语台港百姓

普评制

普评制寄语台港百姓


    在香港搞不搞普选，最没发言权的就属英国。英国统治香港那么多年，哪一年开始搞普选不行？！为什么非得等到中国把香港主权收回来才突然醒悟，要让香港搞普选？！！居心何在？！！！
    原来在普选条件下，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干涉政治，甚至是别国的政治。陈水扁就深谙此法，他不但买通美国的议员、咨询公司，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花钱贿买象巴拿马这样一些小国的领导来支持他搞台独，……

    只要你们国家实行普选制，美国想干涉你们国家的政治就一定能干涉成。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乌克兰，远一点的就是智利，其前总统阿连德虽然是民选总统，有那么多的民众支持，还不是死于非命……

    普选是个双刃剑，美国总统也怕它。里根在大选期间公开反华，上任之后又亲华……没有哪位总统敢得罪犹太人，如此这般……“全是大选惹的祸”。

    人们的善良愿望，总是想通过大选获得民主、和平、统一和稳定的发展。然而结果却总与人们的善良愿望背道而驰。

    在普选制条件下，谁掌权，谁就可以把谎言重复成真理。德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是这样；日本侵略别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美国侵略别国的时候更是这样，如果不把谎言重复成真理，美伊战争就无法发动。骗，可以骗人一时，但无法骗人一世。美伊战争的功过、得失，实践、时间、百姓自然会给出最为公正的评判。

    落实普选原则，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巴黎公社和前苏联，而且他们没受一点铜臭的污染。还没有奴不奴隶，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之区别，全有选和被选的权力，并且参选率之高更为美国所难以逾越。巴黎公社的社员和苏联百姓付出那么多，那么虔诚地实行普选制，回报他们的却是失败！失败！！彻底的失败！！！正如列宁所言：“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工人阶级和普通劳动者作为人类的大多数，它们在实质上是要追求和平、民主、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人类理想的。普选制的实质则是要人们追求超乎国家和百姓利益之上的个人价值最大化。竞选就是党派、个人在争权夺利，为此，他们才不计成本——美2000年的大选费用超过了三十亿美元。2004年大选的费用据说还要高，并且不包括政府为了大选而多花的保安费。同样不包括政府多花的保安费，布什总统就职典礼的庆祝费就花了四千万美元。这大把大把的金钱，不为民所用，全都打了水漂，老百姓心疼不心疼？！不择手段——为了战胜对手，花钱贿选者有之，动粗伤人者有之，刺客暗杀者有之，（历史上，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现如今，为了顺利连任村官，永嘉县上塘镇下湾村原村委会主任王A，竟然谋杀了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此案已告破 ，时间：2008年07月15日 05:45 稿源：温州网-温州都市报http://www.66wz.com）美大选期间，有人要刺杀奥巴马，这不是空穴来风吧！黑金政治、政商勾结，更是比比皆是——曹锟贿选是昨天的事，今天，百万元贿选村官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2003年山西河津市老窑头村村民王玉峰就斥资194万贿选村官。台湾民进党花钱组织05.3.26游行、台湾历届执政者的凯子外交、日本为了当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到非洲去买选票全是今天的事、等等、等等则是明天的事。

    “驴象互咬”百分之八十是人身攻击，那么重视保护个人隐私的西方世界，却非得把个人隐私炒成世界新闻不可，只要你想当总统、当州长、当议员，就不能怕个人隐私大曝光。怕也没有用，没人同情可怜你。）不问结果（打选战，伤感情：吉林省镇来县大官村“海选”村官，表亲相争，三年未设村官，影响的是村子建设；柬埔寨大选过后，半年未见新内阁，影响的是整个国家；布什当选之后，凡是克林顿的政策都要变，影响的是国际关系。基辛格就说过，美国领导人对华政策不连续。不光是对华、对朝政策也不连贯，要不是两党轮流执政，朝鲜问题有可能早就解决了。打选战，伤感情还表现在家庭不和（在美是施瓦辛格，在台是夫妻吵、父子吵）、族群分裂（台湾）、国家不和（独联体国家的“选举风波”等）、有才能的人决不为政敌所用，如普京就很典型；印尼梅加瓦蒂一派的专业人士就不同意与苏西洛和解。）没有和解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和竞争对手。所以，

    至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靠直选制战胜敌人的，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企业或跨国公司是靠直选制战胜竞争对手的。

    相反，实行普选制导致失败或动乱的例子却比比皆是，你比如，巴黎公社的失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国民党下台以及席卷独联体国家的“选举风波”等等、等等。
   
    面对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恩格斯就指出：“正是在美国，‘政治家’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厉害地构成国民中一个特殊的和富有权势的部分。那里，两个轮流执政的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收入丰厚的生意，拿合众国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相当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三十年来是如何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堪的桎梏，可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贪污腐化的泥沼中去。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一小群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没有那种拥有固定职位与领取年金权利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法兰西内战》人民出版社1964年5月第二版第11～12页）

    列宁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七版 第14页）列宁还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同上，第41页）“十月革命”不久，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列宁不得不把俄立宪会议解散，这以后他也没再推行普选制。

    1983年6月26日邓说：“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一版第三卷31页）
   
    1987年4月16日邓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同上，第220-221页）
   
    1987年6月12日邓又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同上，第242-243页）
   
    29日又说：“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照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同上，第244页）
   
    同年8月29日又说：“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同上，第252页）
   
    1987年10月13日：“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走自己的路，不犯大的错误，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同上，第256-257页）
   
    1988年6月3日：“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我说过，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同上，第267页）
   
    1989年2月26日又特别指出：“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上，第284-285页）假如，

    今天的香港硬要实行普选制，那就犯了齐白石晚年对其关门弟子许麟庐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大忌。虽然不会像台湾那样产生大的麻烦，但是小的麻烦也还是会不断产生的。

    大伙知道，十七世纪的英国极大地落后于中国，可喜的是当时的英国并没有照搬中国的政治制度，否则的话，后来的日不落帝国就不会是英国了。

    同样的道理，十八世纪的美国也没照搬英国的政治制度，后来才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巴黎公社的彻底失败、苏联解体、国民党下台都是似普选制而死的典型案例。

    怎样才能走出“似我者死”的政治误区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破除迷信，避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而忘记中国原始社会最古老也最符合自然而然发展规律的民主集中制和禅让制——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早已为1871年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革命实践所证实，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所描述和所称赞的那样：“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连接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十九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二十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马恩选集2卷408页）所以，
   
    巴黎无产阶级才能在一无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领袖在现场亲自指挥。二无一个马列主义的伟大政党作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三无一个防备偷袭并举行武装起义的思想准备。四、在偷袭事件发生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还在家中睡觉。俗话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五、在装备、训练、指挥上都明显不如政府军的民众组织——国民自卫军又被政府军偷袭成功。这可是必败无疑了。孙子早有断语：“以虞待不虞者胜”。古今中外的战例也无不证实：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以弱胜强的法宝。何况，这一次又是以强击弱。然而，巴黎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顺利夺取了国家政权。假如
   
    没有巴黎无产阶级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双重威胁下，被迫实行的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作组织保障，不要说能在“五必败”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举行武装起义，在胜利已经到手的1870年10月31日，或者是在巴黎公社正式成立以后，巴黎无产阶级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全都比凡尔赛强的情况下，不是也没能夺取胜利吗？由此可见，
   
    只有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才是无产阶级的护身符。也只有它才能保着无产阶级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激烈地阶级斗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它“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了这样的尊敬”——“不敢凯旋进人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并且这个小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恩格斯语）；在实行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的条件下，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团结一致，即便阶级敌人进行挑拨离间，耍尽花招也不起任何作用；群众手中没有武器可以大量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还没执掌政权可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就“成为唯一的真正的政府”了；想实现用普选的方法建立公社的美好愿望，尽管有阶级敌人千方百计的破坏与捣乱，可还是在10天之内举行了普选，并正式成立了巴黎公社（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336-446页）。而在这之前，
   
    尽管资产阶级已经制订出三部宪法，实行了两次帝制。巴黎无产阶级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也举行了两次有领导、有计划的武装起义。可法国人民连想确立普选共和制的愿望都没能实现，更别提实现其它更美好的愿望了。而在这之后，
   
    尽管革命的主要领导者还是那些人；尽管革命力量空前强大，可是由于采用了普选制，即便没有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不同的思想派别也无法团结一致了；虽然已经执掌政权，可还不如没执掌政权的时候威望高呢；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比凡尔赛强了，可公社委员会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也是枉然。正如恩格斯在 1871年4月11日所指出的那样：“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的很好，而在选举（指1871年3月26日举行的公社选举。3月28日中央委员会把全权交给了公社）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马恩全集17卷672页）

    表面看起来这是哪个领导班子好，哪个领导班子不好的问题。实质上却是真正负责任的间接选举制——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是它躲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背后，才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其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护身符，“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即“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也就是全人类要获得解放的必备条件．没有这个必备条件，无产阶级将永远无法获得解放，它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受人雇佣的实际地位。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无产阶级的“政体——民主集中制”（毛选2卷638页）。
   
    “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更确切地讲，就是要用自下而上、方方面面、层层全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去彻底根除委任制，通过根除委任制来消除官、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来解放劳动者。“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同时，也就都会变成所有者，即主人。主要表现应该是：“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资、学者有其学校、兵者有其军用物资。“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属性了”（马恩选集2卷378-379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谈就是：
   
    中共在还没执政的时候，知道要在党和军队中实行民主集中制。执政后又把民主集中制写进了宪法，并且还在企业中推广过民主集中制。“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更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叫经理负责制等等”（邓选 1卷 230－23l页）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是由于那时的民主集中制，还不够彻底，所以，才不能根除委任制。因而，也就无法消除官、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为以后出现社会动乱埋下祸根。但这绝不是推广、扩大民主集中制使用范围的错。恰恰相反，
   
    正如陈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87年2月第一版98页）。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党建决定进一步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主集中制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它有利于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发生失误也能得到有效的纠正。”这一点早已为落后的俄国能够超英赶美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所充分证实。

    同巴黎公社一样苏联在89年实行普选制以后不久就走向彻底失败了。国民党89年开始直选“立法委员”，90年就发生二月政争，96年直选“总统”，2000年就下台了。李登辉接班时政府有600亿新台币的余款，等其交班时已变成1200亿欠款了，里外里1800亿新台币就被这个败家子给败光了。人们有理由把国民党下台的总帐算在李登辉个人身上，但不搞普选制李再想把国民党弄下台也是办不到的。同样是强人统治赫鲁晓夫是最为挨骂的接班人，他没搞普选制，结果是他被别人赶下台而不是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是最为看好的接班人，众望所归，他搞普选制，结果是苏联解体。由此可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而不是个人素质。李登辉是日本的皇民奴隶不假，他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假，但把国民党下台的全部责任全都算在李登辉个人头上，实实在在是过于夸大他的个人能力了。

    俄的全盘西化（普选制、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导致俄政府彻底破产。从91年到99年12月，“八年间大多数俄民众的生活水平几乎下降了40%--50%；俄一半的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国家的死亡率远远地超过出生率，这导致国家人口锐减三百万；犯罪率上升，教育、卫生和文化体系明显恶化；失业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一千万……”（《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5年2月第一版68-70页）。同苏、俄相似，台从89年开始推行普选制，此后在政治、经济、 民生等各各方面全都每况愈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阿扁就会搞选举，忽悠百姓、分裂族群、甚至造成夫妻不合；政治上是亚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经济上搞得一团遭，债台高筑、弊案连连、凯子外交、凯子军购、逆天而行、拒绝三通、台农、台商怨声载道，文化、教育搞去中国化，治安管理早已不能使老百姓有安全感，大案、特案层出不穷，根本无法和蒋经国时期相比；“一切为了选举”为了选票通车典礼成了选举工具；为了选票、为了桩角、为了官商勾结，台湾的公共建设设施被闲置起来，老百姓戏称这是建房子、养蚊子。支持率下降到10%左右的阿扁竞敢拿两千三百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做赌注，频频挑战大陆的一中政策，而不能被台湾百姓及时罢免，这些难道还不是普选制的弊端所在吗？不难发现，为了选举整个民进党，甚至整个台湾都被陈水扁给绑架了。假如实行普评制，让台湾百姓每年都公评一次阿扁，他还敢逆天而动吗？支持率小于51%，他就被红牌罚下了，还废什么统啊？平时只要有25名“立委”、民意代表联名提案即可启动信任危机程序，反对票一旦达到三分之二即被罢免领导职务，“三通”早就实现了，怎么会有背离台湾老百姓福祉的事情发生呢？
   
    从根本上讲，普选制本身就是要求政治家去花钱参加竞选。政治家们又不是造钱机器，只好去筹款，去接受政治献金。黑金政治、官商勾结、弊案连连的现象，从此就无法根除了。在以色列，为了老子当总理，儿子舍得进班房。这对普选制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是不是一种极大的讽刺？这对国家、对人民、对沙龙家族同样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可在以普选制作为主流思想的社会里，一切为了当选，当选就有一切。所以人们才对那么多的前车之鉴和种种弊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硬要往火坑里面跳，当被人们挡住没跳成，还深感遗憾！遗憾！范徐丽泰街头拉票遭人骂她不怕。她说，挨打才好呢，那样可以得到更多的选票。实际上，这是联系阿扁靠3.19枪击案上台实例而言的。问题是靠同情票、靠政治献金、靠打选战上台的政客们能全心全意地、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服务吗？几乎不可能。里根想改善对华关系，为了当选，连实话都不敢说。希特勒为了当选，可以把谎言重复一千遍，当选之后他就可以把德国变成法西斯国家，危害整个人类。德国百姓包括能够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德国共产党全都束手无策，和当今台湾百姓、国民党泛蓝阵营、民进党泛绿阵营的有识之士对陈水扁全都束手无策一样有什么区别？！面对这样既不科学又不合理的“虚伪的负责制”（马恩选集2卷414页），香港百姓竟然还是要尽快实行直选？真的不可思议，真的很难理解。

    民主绝不是越大、越直接越好，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什么都是最直接最大的民主，结果整个国家乱成什么样儿了？责任可以由毛泽东负，吃苦受罪的却是老百姓；苏联、俄罗斯搞普选的责任，可以由戈、叶承担，吃苦受罪的还是老百姓，而不是戈、叶；台湾到今天还这么乱，帐可以算在李登辉的头上，吃苦受罪的可还是老百姓，而不是李登辉；同样的道理，香港搞普选也是会乱的，到那时，吃苦受罪的可是普通百姓而不是某个负责人。其实普选制的弊端在港已露端倪，范徐丽泰街头挨骂是一，港议会开会时互相谩骂是二。如果全部实行直选，同是中国人，同在一国土地上，香港也不会比台湾好哪儿去。议会开打，往特首头上扔“粉色粉末”也是有可能的，而这些东西在今日之中国大陆是绝不会发生的。为了港人的生活日益提高而不是每况愈下，象美国学习西方民主，不如向中国原始社会学习民主集中制和禅让制，正所谓道法自然、师法自然、回归自然，一切全按自然规律办事才是尽善。

    当然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还不完善，它还需要用普评制来加以改革和完善。

    普评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完完全全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承认现实，不管你是怎么上台的；不管你是布什还是萨达姆；也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国王所任命的大臣；更不管你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民进党的领导者，普评制全都予以承认，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改革和完善。这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础，而不是用武力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像伊拉克）；用金钱去干涉、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像乌克兰、智利，包括美国），结果并没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和谐和幸福，而是带去了死神，极度的混乱和暴力，这就是今日之伊拉克（包括美、英等发达国家至今也没能摆脱贪腐、毒品、暴力的威胁），它使中东各国更害怕美国推行西方民主了。而普评制不需要人为地向国外输出，只需国人带头试一试，政绩出来之后就会有人来学，即见贤思齐。这样的话，用不了多少年，普评制就会成为全球百姓最自然的选择了。

    有相马之特长的是伯乐，有知人善任之责的是国家领导，每个人一成年就能成为国家领导和伯乐吗？明明这是不可能的，却非得让每个人每三至七年都得行使一次这样的大权，这是不是太荒唐了？普选制的实质就是用民之所短，来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赌博，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而言，普评制就是在用民之所长，所谓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这种与生俱来的评价本能，即便是在“莫谈国事”的专制年代，百姓心中的那杆秤任谁也是无法拿走的。人过留名，燕过留声。无论对任何人，对任何事的最终评价都是由群众、由实践、由历史来作出的，而不是由某个领导、某位专家说了就可以算的。金、银、石、木哪种碑也不如人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由老百姓采用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每6-12个月评价一次各级领导。凡能获得85%及以上老百姓拥护的领导政绩为优；70%及以上者为良；60%及以上者为合格；51%及60%以下为黄牌警告；51%以下红牌罚下。不同级别的领导分别有五至三十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即可启动信任危机程序，反对票一旦达到三分之二即被罢免领导职务，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参见马恩全集2卷335页），这样人类要付出的社会成本才有可能是最低的。因此，普评制才有可能为全世界所接受。

    150年的屈辱使香港普通百姓更加迫切、更加渴望全面实现最高度的民主，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走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街头，一失足那可是要成千古恨的呀！齐白石老先生晚年对其关门弟子所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那句话，可千万千万不能忘啊！学什么？要学西方民主之长（即在事实上限定了领导者的最长任期和普遍实行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更要学东方民主之长（即中国原始社会自下而上层层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领导实行禅让制的方法），早在1980年小平就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创立普评制，即普遍地实行真正负责任的层层民选、民评制，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是全球民主化的需要，只有普评制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把普通百姓不擅长使用的相马用人权交给代表、专家和领导行使，保留针对赛马在赛场的具体表现和干部实际业绩进行选择和评价的权力，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权力。没有这项权力或行使这项权力不够及时、方便，那就会出现象希特勒、李登辉、陈水扁逆天而动的现象；斯大林、毛泽东晚年那样的错误；作为贫困县的呈贡县领导敢花三百四、五十万元为五个领导班子买五部豪华轿车的事件（并且，上行下效，村主任也就敢用工程款为自己买辆轿车开开，实际情况是，买一部212吉普车就足够工作用了）。没有普评制，什么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数字升官、官生数字、什么一级一级往上骗、什么公款吃、喝、送礼、养情妇、包二奶、官拜、官赌、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什么截留扶贫救灾款、什么重特大事故频发、什么屡查屡犯、屡禁不止、什么前腐后继，就很难治理了。有了普评制，陈水扁即使是一个天生的恶人，也不会等到民进党内部的民调有75%的人对陈水扁不满意的今天，他还能在台上恣意妄为。有了普评制，老百姓是决不会允许干部们搞浮夸的，没有浮夸风，毛主席就不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彭德怀等一批敢讲真话的高级领导干部打倒了，没有严重的党内斗争，“文革”也就不会发生了。由此可见，浮夸风的危害太大了。 有了普评制，老百姓在事实上就有了监督领导干部的话语权，当群众监督与专业监督紧密相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效地防贪治腐。只有让香港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都需要香港百姓投票来肯定他们的个人价值时，他们才会真心实意地按照香港百姓的意志办事，这样香港才会不断地进步。没有普评制，香港的各级领导就不需要香港百姓投他们的票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与港人的共同利益失去密切、及时地联系，整个社会就不会那么和谐、那么幸福了。为了香港的明天，香港要不要推行普评制呢？请香港百姓三思！三思！！再三思！！！

     普评制的最新建议是：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对全国各级领导，每年开人代会的时候搞一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自动下台。用以解决贪腐、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对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每年搞两次信任投票，得票率低于51%的同样自动下台。用以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问题。否则的话，选民连自己选区各级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能将自己的心愿及时反映给各级领导？各级领导不能及时了解下情，怎能“上工治未病。”？                           

     请台、港百姓参照此最新建议提出适合自己的建议为是。
                              
      马迎春  2005.5.22草 2006.12.7改 12.1二改2008.12.21三改2009.4.30四改

马迎春

重发经过增改的《 试行推广普评制机不可失！》一文
普评制 发表于 2018-12-25 15:44 发表在 前卫政治《普评制》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69&fromuid=1763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试行推广普评制机不可失！
普评制 发表于 2010-4-28 09:51:20 查看: 1760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17&fromuid=1763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论人类社会各统治阶级护身符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比较
普评制  发表于 2010-4-28 09:41:27 查看:4547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extra=page%3D1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论中国原始社会为人类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普评制 发表于 2010-4-28 09:46:50 查看: 4066|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14&fromuid=1763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论摩梭人为人类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普评制  发表于 2010-4-28 09:52:37 查看: 4259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extra=page%3D1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
普评制论美国为人类所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普评制 2011-1-19 22:35 查看 3222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91&fromuid=1763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普评制论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七一重发）
普评制 2011-7-1查看 2952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