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评制论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七一重发）

马迎春

普评制论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七一重发）

说明：这次重发，只是对过去没有特别注意的历史事实，做了两点补充，见下面[括弧内的文字]，其它未变。

    早在秦朝，中国就是一个大国，超级大国，甚至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当时的世界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农业、兵器制造等等，就已经非常先进了，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令人十分遗憾的是，两千多年过去之后中国反倒成了东亚病夫，而英伦三岛名不见经传，却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国。原因何在？！！！特别是在那众多、纷纭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大国的兴亡、命运？！！小平同志讲：“制度是决定因素”（邓选2卷273页）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起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呢？！！！小平同志又说：“最重要的是用人权”（邓选3卷166页）。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研究，历史告诉我们：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在前进、在变化（即世袭制在向民选制，民选制在向民评制方向前进）才是大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原始母系社会实行走婚，结合自愿解除容易，不来往即算解除阿肖关系。血统依母系计算，财产按母系继承。在每个母系家庭中由一个最能干、公正而且有威望的妇女安排生产、生活，保管财产， 称"依杜达布"或"达布"， 她是母系家庭的一家之长，负责一切内外事务，"达布"往往是自然产生的，不须经过任何选举或仪式，家庭成员都绝对服从达布的安排，母系家庭中的成年男性一般以舅舅的身份和名义进行活动，他们尽力协助"达布"，参加全家的一切活动，抚养姐妹的子女，共同维系母系大家庭，当他们年老的时候，就由他们姐妹的子女照顾，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劳作，他们与姐妹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比其生父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特殊。摩梭母系姐妹兄弟不分彼此， 一个家庭内的摩梭个人基本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 一切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分，其生活的原则是"分享"不是"占有"，生活的主导意识是"我们"不是"我"；摩梭母系家庭中摩梭女人享受着高度的自主空间， 男人也轻松无压力， 摩梭母系家庭文化体现了"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文化思维。
     
    原始父系社会实行民主集中制，“氏族有自己的首领管理公共事务。重要的事情，由氏族成员共同商量决定。邻近的几个氏族组成部落。氏族和部落的首领都是大家推选的。他们与一般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特权，也不脱离劳动。……传说大约四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的氏族公社，已结成了一些部落，进而由几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由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首领组成部落联盟会议，来决定部落联盟的重大事情，并推选部落联盟首领。据说当部落联盟首领尧年老的时候，他召集了部落联盟会议，商议推举继承人。大家都推举有才德的舜。尧对舜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后，就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他。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做‘禅让’。”（参见《高中历史》试用本上册5-8页 天津市工农教育教学研究室编印）这一阶段，用孔子的话讲叫做“天下为公”或者叫做“公天下”。“公天下”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人类能够知道的——唯一最古老也最符合人类自然而然发展客观规律又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
   
    终身制始于大禹，世袭制始于夏启。此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此为“家天下”。周公，东征后确定宗法制，主要内容就是国君与官僚全都实行传嫡长子不传贤更不传女的最不科学、最不人道、最不平等又最导致腐败的世袭制（当然，这是后人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客观结论与当初实行世袭制的合理、合法、朴实性毫无关系）。周公，身体力行，不断分封诸侯并把王位传给他兄长的儿子（康王）。道德上堪称楷模，农业上比商发达，政绩又好，史称成康之治。
    春秋乱世，礼崩乐坏，这与成康太平盛世形成鲜明的对比。孔子为此提出：克己复周礼为仁的最高政治理想，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就得按正统（周公确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办事，才能礼治天下构建统治家庭极其家族和社会的和谐。遗憾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忠恕之道并不能帮着诸侯争霸。换句话说，世袭制对开国之君毫无好处，而只能帮着一统天下的帝王维护统治。这是孔子生前到处碰壁，死后直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迎合了汉武帝的统治需要才立五经为必考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独尊儒术”的根本原因。
   
    孟子极为看重民心向背，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书·郦食其传）说得更明确：“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孟子的民本思想生前未被任何王者所采纳，死后唯一践行民本思想的是唐太宗，这与他和魏征及其他大臣充分吸取隋朝暴亡的教训有关。太宗讲：必须先存百姓，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克己纳谏。我让君子、小人各安其位，民族平等对待……。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们敢于犯颜进谏，这些人不敛财，不经营家产，家里的房子小又潮又湿，临死举行吊念无正堂……。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宋神宗说：王安石我做太宗，你做魏征……尽管如此，直到南宋孟子才被尊为亚圣，被尊为亚圣该一帆风顺了吧，结果到了朱元璋那儿差点儿又被赶出孔庙。由此可见，光有先进的民本思想是不行的，在实行世袭制的条件下，它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久。
   
    中国有作为的帝王不少，太平盛世也不少，人亡政息，没有可持续性的发展也是枉然。最典型的就要数秦朝了，表面看起来是汉刘邦灭了秦王朝，实际上是世袭制灭了秦王朝。假如实行民选制李斯凭着自己的本事就能当皇上，他还有必要参与赵高谋害太子扶苏的阴谋吗？李斯当政秦朝就可稳定地向前发展……依此类推，中国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就是民选制。有了这个组织保障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东亚病夫了。没有这个组织保障的话，不管你有多么辉煌的过去，也不管你有多么先进的民本思想，更不管你有多少可用的帅才，中国必败。
   
    唐宋时期的文学艺术、金融创新、海陆商贸、科举制度、对外佛教文化交流、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秦的长城、驰道、铸剑技术、秦的军工生产标准化的管理、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几大水利工程、中国的瓷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国的航海技术等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以致到了清朝，欧洲人所向往的还是中国。清在“康乾盛世”时就被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誉为“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正如清史专家阎崇年所言：在“康乾盛世”时“清朝是一个疆域最为辽阔、国力最为强盛、人口最为众多、物产最为富庶、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荣的大帝国。”（参见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2版第290页）就是这样一个大帝国，在1840年的时候竟然会败在只有几千人的英军手里！真的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清入关之后，开始实行世袭制，到乾隆晚年进入清朝的下降期，皇帝开始一代不如一代。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皇帝不行，清朝能不败吗？
   
    英伦三岛在封建社会本名不见经传，只是因为1688年光荣革命后，他们在事实上废除了世袭制实行了民选制，用马克思的话说：“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恩选集1卷256页）结果，还不到一百年,实行民选制的英国就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康乾盛世的中国却因实行世袭制，在乾隆去世四十二年还差好几个月的时候就被英国所打败而成为东亚病夫。有人可能会说，嫡长子继承制可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曹操的本事那么大他都不敢篡位还被骂为汉贼，可见“独尊儒术”的厉害。诸葛亮非常正统，蜀国治理的也非常好，人亡政息，蜀亡在先也是枉然。……敢篡位的唐太宗和永乐皇帝却大有作为。这是不是在和儒教开玩笑？……嫡长子继承皇帝眼前和谐了，秦太子扶苏、明建文皇帝自己没有竞争力，老皇帝死后他们很快就“国破家亡”也枉然。……看着自己的儿子争储康熙晚年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世袭制还连着血统论，为了血统纯正埃及法老与自己的姊妹、女儿成亲；为了血统、为了人种希特勒大杀犹太人；为了显示自己根红苗正、为了显示自己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在和平路上高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要革命你就站出来，你要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非常刺耳的骂街声，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历史走到了今天，有的科学家还公开讲，黑色人种不聪明。由此可见，血统论、正统思想、世袭制的影响有多么深、有多么广、有多么远，至今有人可能还会怀疑这世袭制有那么坏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公元263年，蜀亡，公元264年，魏亡，公元280年，吴亡，三国归晋全国统一。“此时全国的总人口为1600万，与现在的上海市、北京市人口相差无几。而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分与合，百年战争打的只剩三分之一人口，这分裂的代价是不是也太沉重了？表面看起来是天灾人祸，然后，黄巾遍野……；然后，河山分裂，征战不止，三国鼎力，“曹操在一首提名《蒿里行》的诗中，描写了当时中原一带的悲惨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参见今晚报07、2、27、15版《古今多少事焉付笑谈中》一文）实际上，没有世袭制东汉桓帝、唐玄宗、宋徽宗、明天启凭什麽站占着皇帝的位子，不干皇帝该干的事？害人害己不说，误国误民。翻开中国的历史看一看，有哪个亡国之君不是世袭的，又有哪个开国之君是世袭的。开国皇帝有哪个又不是凭实力、凭民心向背、凭军事组织在客观上所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当上皇上的。改朝换代不流血的极少、极少。这世袭制还不够坏吗？世袭制亡国还不算，王安电脑事业宏大，前途不可限量，二世而亡；传男不传女又使多少绝活、绝技、艺术失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尊女卑、整个社会就没有平等可言……凡此种种还不算坏？！！！
   
    还有与世袭制紧密相连的是终身制和官本位。俄、中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了世袭制，但没否定终身制和官本位，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特征。直到光荣革命才在事实上否定了终身制，直到罗斯福之后才在制度上彻底否定了终身制。没有终身制斯大林、毛泽东晚年就不会犯那么大错误了，苏联末期就不会停滞不前了，戈尔巴侨夫选择普选制时就不会获得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老百姓的全力支持了。等上了普选制这艘魔船，任何人也没有办法阻止苏联（东欧各国、巴黎公社、国民党、非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走向彻底失败了。有的人死后还要到香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大陆要学习台湾搞普选。请问普选制给上述国家或地区的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综合国力上升了？都不是，是社会动乱，是经济衰退，是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18年过去了，苏俄从超级大国第二倒退到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之后去了。台湾也从四小龙第一倒退到四小龙倒数第一去了。对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人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人们为什么非得钻进死牛犄角就是不出来？！！！
   
    苏联为什么能够超英赶美成为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国原始社会实行的就是这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部落、国家、军队、企业形成合力去战胜敌人，这种制度优于普选制，更优于世袭制。
    迄今为止，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外国军队所打败的，全是上了普选制这艘魔船之后，才走向彻底失败的。
   
    迄今为止，又有哪个国家的军队是靠普选制战胜敌人的，还有哪个国家的企业或跨国公司是靠普选制战胜竞争对手的。
   
    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先进、物产丰富、科技进步和处在原始部落时代的少数民族根本没法比。然而，令人十分不解的是落后的少数民族却常常打败先进的汉民族，甚至成为汉人的皇帝。唯一还能解释通的就是，这时的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部落时代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他们正处在上升期由弱转强，同时代的中原由于实行世袭制又处在王朝的下降期由强转弱。当少数民族占了中原成为统治者之后，又被中原先进文化所同化，他们当然愿意把这一切传给自己的子孙，然后，开始实行世袭制，然后，周而复始，又开始新一轮的由强转弱再被其他由弱转强的民族或集团所打败的历程。最后，到了1840年，实行世袭制的清王朝，被实行民选制的英国打败了，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清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是由贵族公推的，这时八旗的佐领也不可能是世袭的（从客观上讲，战争年代的军官没有世袭的，上面委任的没有军功、没有本事也是占不住脚的），所以才能由弱转强。入关之后，开始实行世袭制，虽然没搞嫡长子继承，可到王朝下降期还是没有办法防止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统治阶层八旗腐败透顶，最后亡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共产党后来在党内谁都没有搞普选，客观上全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孙中山晚年被迫选择“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可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列宁、孙中山都没为自己和革命选好接班人。毛主席选择华国锋，虽然不那么理想，可也无碍大局。列宁和孙中山的身后，全都有一个大清洗，就很成问题。这是从党和国家的大局着眼，即便是从总统个人的角度着眼，叶利钦选择了普京，可以安度晚年，韩国总统为什么就那么倒霉？不是自杀就是牢狱之灾。这难道都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由此可见，实行和不实行禅让，大不一样。]蒋介石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所代表的劳苦大众为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经济崩溃。任你有金山银山、飞机大炮也打不过小米加步枪。[另外，对蒋介石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还有必要补充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在1948年中国的“大选”，由李宗仁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为结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夜渡长江，兵不血刃占领南京，使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为时还不足一年。如果你说一百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镇压了八百万飞机加大炮的国军，这是不是在说笑话？实际在大选过程之中，李宗仁也不示弱，仅竞选费用即投入了1000多根金条，并与党内另外两名候选人程潜、于右任协商建立了同盟。经过4轮投票，最后李宗仁胜出。由此可见，大选没使国民党更团结、更廉洁而是更相反]败到台湾之后，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始搞土改，土改之后社会安定。两次能源危机过后，在蒋经国的领导之下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
   
    实际上从1966年之后到1989年之前，大陆与苏联、台湾在社会安定和生活富裕上全都无法比。由于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和官僚制，贪腐、浪费、官僚主义始终无法根除。为了防修、反修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到了面临崩溃的边缘。正是这个“大牛痘”使小平同志认识到：“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动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会见布什时谈话的一部分 《邓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10月第1版第3卷第284-285页）”有了免疫力的中国，才真正抗住了来自苏联全面实行普选制的政治大风暴。18年过去了，苏俄从超级大国第二倒退到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之后去了。台湾也从四小龙第一倒退到四小龙倒数第一去了。在社会安定和生活富裕上也全都翻转过来，现在原苏联、台湾的老百姓开始羡慕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世袭制的一定会被实行民主集中制或普选制的民族或国家所打败，这是历史的必然。巴黎公社的胜利与失败、苏联的崛起与解体全都毫无保留地证明民主集中制是“公天下”老百姓的护身符——须臾不可离。谁离开了这个护身符，谁就会走向失败。普京上台之后，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开始往回转，普选制实际上被演变成民主集中制，经济开始复苏，国力开始增强，“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地方领导的直选方式又被普京取消了，俄国家反分裂、反恐怖的能力得到加强，人们看到了再次复兴俄罗斯的希望能不拥护普京吗？可普京又是怎么上台的？是叶利钦选择了普京，然后，在紧急关头又把总统职位让给了普京。事实上，这是在实行中国原始社会所首创的领导职位禅让制。实行这种制度的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社会都很安定。如果打选战打的昏天黑地，普京能不能上台都是回事。即使侥幸上台，打选战留下的感情裂痕怎么办？等等、等等怎么办？怎么办？……叶利钦自觉不自觉办了很多错事、坏事，但最后这件事他办好了，人民就原谅了他。要不然卢泰愚阶下囚的下场在等着叶利钦，这无论是对叶利钦还是对叶利钦的家族都是一件极不愿看到的结果，是禅让制为俄罗斯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俄罗斯真想要再次复兴就必须在事实上继续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禅让制，全盘西化只能是死路一条。历史上，俄罗斯就搞过全盘西化不是很成功。戈和叶的全盘西化失败之后，现如今，普京的解决方案已经出炉，我们大可放心了。
   
    俄罗斯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开始往回转，有了好的结果，这就为台湾国民党马英九谋化未来提供了最可借鉴的先例。马英九不是普京，没有人会把总统的宝座让给马英九，马英九必须得靠打选战战胜谢长廷才能夺得大位。而打选战又是陈水扁的长项，以往沉痛的经验表明，靠打选战蓝营想要战胜绿营几乎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其实，善打选战耍的只是小聪明，实行普评制才是大智慧。为什么？
   
    因为普评制是每6-12个月就由全台湾百姓，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台湾的各级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决定他们的去留，试看有哪个领导人还敢贪腐？就算陈水扁敢贪腐也早就被老百姓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赶下台了，还用施明德动员百万红衫军上街游行吗？上街游行能彻底解决问题吗？今天这个上街游行，明天那个上街游行，这日子还有法过吗？
   
    打选战、打选战、几乎年年打选战，若干亿新台币去打水漂，台湾的前途还能好吗？即便是在国民党内部搞直选，要不是门槛过高，选战还不知要打成什么样儿呢？能不能把全党团结的像今天这样还很难说。搞普选害人、害己、害党、害民更害台湾，只要马英九承诺上台之后实行普评制，时刻接受全台湾百姓的监督，不但自己保证不贪腐，就是自己的下属也要保证不贪腐，谁贪腐谁下台。谢长廷再有本事他也不敢承诺实行普评制，假如实行普评制陈水扁马上就得下台怎么办？假如实行普评制自己上台之后要不要酬佣？要酬佣就被赶下台怎么办？自己的下属、亲戚朋友贪腐影响了自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多难题摆在那，谢长廷怎么就敢承诺实行普评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马英九必胜无疑。
   
    综上所述，满族的崛起靠的是民主集中制，巴黎公社的胜利靠的也是民主集中制，苏联的崛起靠的还是民主集中制，只不过，这原始自发的民主集中制很难持久，容易被演变成终身制、世袭制、官僚制。现如今，西方大国与中、俄全都彻底解决了世袭制与终身制的问题。如何才能彻底解决官僚制的问题则是全人类的难题，这还得靠普评制来加以解决。
    
    每6-12个月由全体被领导者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去评判一下他们的领导者，这就相当于每个老百姓的手中都有了一只小腊烛，在小腊烛背后的眼睛和耳朵就能察觉别人（特别是上级领导、上级组织、监察部门更别说法院、检察院）所无法察觉的细微变化，加上领导者每6-12个月必须接受全体被领导者的考评，我们就有能力、有效地防止巨贪们走出那微乎其微的第一步，我们就有能力、有效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参见马恩全集2卷335页）。
   
    总而言之，普评制就是要比普选制和现行的民主集中制高出一筹。中国想要和平崛起就必须采用普评制的办法消除内耗，否则的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那群众的积极性还怎么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世间万物人是最可宝贵的，如果人的积极性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他所能爆发的总能量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你比如，在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选举制——一种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条件下，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在“五必败”的情况下，自发地“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5年12月 第一版362-446页 北大国际政治系陈叔平编 内部发行）。就连伟人马克思、恩格斯事先都根本无法想象，这巴黎革命竟会突然取得成功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象官僚制和真正负责任的间接（即层层）民主集中制之间，它们一反一正的能量差别太大了，大的令人无法想象。另外，中国想要和平崛起还必须采用普评制的办法消除外耗，否则的话，总是有人在那高唱中国威胁论，总是有人在那搞摩擦，对我们的和平崛起也是十分不利的。普评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完全全地站在普通老百姓（甚至可以说是站在最贫弱、最缺心眼、最缺乏表达能力的老百姓）的角度上承认现实，不管你是怎么上台的；不管你是布什还是萨达姆；也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国王所任命的大臣；更不管你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民进党的领导人，普评制全都予以承认，然后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之上，由其本国或本地区的老百姓，提出要求来进行改革和完善。普评制不搞对外输出，等你做出突出的成绩来，别人自然而然就会见贤思齐。这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础，这才有助于消除内耗和外耗，使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可能，这才有能力“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实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23卷70页）。
   
    为什么说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是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有人可能会讲，这与个人毫无关系。其实不然，首先，在世袭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平等可言，这不用多说。其次，在世袭制条件下看似与你无关或者按理与你无关的事，你都有可能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你比如，朱元璋为了嫡长子继承就杀功臣，他死后又发生靖难之役。你说那些功臣、那些死于靖难之役的将士和老百姓又遭谁了？又惹谁了？就这么平白无辜的死去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贡献吗？假如实行民选制这一切一切还有可能发生吗？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敢这么想，人们已经习惯于打江山、做江山、丢江山的往复循环，要总结经验、要总结教训也只针对领导者个人的素质和水平以及他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顶多也只针对细微末节的法律制度，绝不会去触动世袭制、终身制、官僚制这些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直到有一天大清王朝被国民党推翻了，封建帝制还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又直到袁世凯当皇帝实在当不下去了，才退出历史舞台。封建帝制一去不复返了，可世袭制还是留在社会、留在家族、留在企业、留在家庭与个人之间就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终身制“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不可能发生，还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元首其连续任期最长很难超过2-3届，所以，国家元首个人无法违背阶级和国家的意志而独断专行。）“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选2卷293页）虽然有了极其深刻的教训，但在现实生在活中你真要废除终身制，阻力还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1979年三月，在一次会议上杜导正最先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建议，（需要补充一点，1971年董崇山曾上书毛主席反对领袖终身制。不过，没有社会影响。 ）当时的总书记就对此提出批评说：周总理担任我们国家26年总理，至今我们还非常怀念他，惋惜他去世的太早。铁托也是终身制，终身制有什么不好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得回答不可的问题。
   
    美国为人类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元首的连续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两届的惯例、制度。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法全都有过王朝复辟的历史，而美国自建国以来就连一次王朝复辟也没有过，并使一个偏远落后的英属殖民地，最终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华盛顿所首创的这一惯例，有多么科学？有多么合理？因为这个制度被执行了二百多年，所以在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万岁、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这正是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的“存在决定意识”。还有，在解放战争时“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毛选4卷第1292页）这种诉苦教育对国民党的俘虏很有效，可对美国俘虏就无效，原因是，象白毛女那样的事情，在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正是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世袭制、终身制、普选制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巨大和无所不在。由此可见，以偏概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齐桓公、汉武帝、唐太宗、康熙的晚年都非常悲苦，他们的继承人全都出了问题。没有世袭制，没有终身制类似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
   
    斯大林、毛泽东的晚年、齐奥塞斯库、马科斯、蒙博托的下场，这些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无不证明终身制害死人。
   
    乾隆号称十全老人，晚年过的不错，铁托晚年国家搞的也很好，他们身后却全都不好。责任虽不全在他们个人身上，终身制却难辞其咎。
   
    同在清朝，同是世袭制，康熙在位61年，年轻时撤藩，政治不够成熟，导致八年平叛战争，生灵涂炭。晚年弊政，贪污腐败，已然成风。乾隆实际掌权64年，37岁即位正能干，是个有作为的皇帝。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喜谀恶谏，懒于进取，老人御政，宵小环绕，做了许多错事，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吏治腐败，人口膨胀，财政紧缺，两极分化严重又加剧了社会矛盾。退位后，南方的白莲教，京师的天理教，京城内外，大江南北，烽火四起，遍地燃烧。不论国内、国外，盛世下的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与康、乾不同，雍正在位12年零八个月，45岁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竞争能力极强。雍正元年他就开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澄清吏治，……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勤政皇帝。 兴利除弊，承上启下，政绩卓然，是一个改革皇帝。就在他执政已见成效之时，却突然逝世。（参见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006年9月第2版第64-65页88页139-140页95页104-105页108-109页112页）。雍正的突然去世，使其在位时间暗合现代社会领导人的最高年限。罗斯福在位12年多一点儿，蒋经国在位不到13年，有作为的英国首相在位时间也没有超过12年的。由此可见，在位时间过长就有可能危及国家利益，登位年令过小，政治不成熟也会危及国家利益。总而言之，世袭制、终身制的不科学、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中国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过程还是十分曲折的。
   
    中国把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写入宪法是82年的事；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他退下来是80年的事；可召开十三大的时候才搞了个半退，直到“六四”事件以后，中央才下定决心让小平退休。正如小平所言：“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邓选3卷315页）这是89年9月4日，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当中的头一段话。由此可见，无论封建帝制还是领导干部终身制，要想让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都是非常困难的，都是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实际结果，而不是书生用头脑加工出来的结果。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解释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换句话说，承认现实、了解现实才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凡是合理的又都是现实的。换句话说，现实永远趋向于合理。理想、理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它的科学性、合理性才是最重要的。不承认现实，不了解现实，书生气十足，只会被碰的头破血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求进取，特别是在最带根本性的组织用人制度上不求进取，只能是自取灭亡。清朝最为典型：一次又一次拒绝改革，一次又一次导致失败，最后，不理睬有志者的合理化建议，逼着有志者成为革命领袖，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那可真是清朝不亡，天理难容啊！！！
   
    老百姓最痛恨贪腐、浪费、官僚主义了，同时又最渴望当家做主了。没有这两条重庆开县麻柳乡乡政府被围的现象就不可能出现了。后来他们被迫制定了《八部工作法》情况就好多了。（参见央视2007.10.30《新闻调查》）1994年12月2日，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友谊馆发生火灾惨案，三百多人葬身火海，其中大多为前来向上级领导敬献歌舞的小学生，烈火浓烟中，面对孩子们呼爹喊娘的求救声，竟然有人充耳不闻地呼喊：“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为什么要让领导先走？因为在封建社会上级领导就是官，官就是民之父母，有了那么大的危险能不让“父母”先走吗？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可不是封建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不错，新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没有废除官僚制。校长的官帽子是上级领导给的，评判权也还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校长高喊：“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就情有可原。你想要杜绝此类丑恶现象就几乎不可能。他没在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发生，就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他没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就有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他今天没发生，就有可能明天或后天发生，反正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发生。假如实行普评制，不管是校长还是他的上级领导，每6-12个月就由被他们领导的百姓，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试看他们，谁还敢干出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向老百姓交代的事情？假如实行普评制，相信象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就不可能发生了。假如实行普评制，中纪委给十七大工作报告所言：“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念动摇，思想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一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落实得不够好”的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根除。（参见今晚报2007、10、27、二版《中纪委给十七大的工作报告 》）　否则的话，在官僚体制的条件下，你反腐再怎么与时俱进,再怎么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很多的法律、规章、制度，再怎么建立更多的反腐、防腐、治腐的机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胡星斗说，我国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监督、肆意延伸的权力面前效果有限。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参见今晚报2007、6、29、25版《反腐败瞄准擦边球》一文）由此可见，对领导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环节。毛主席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选1卷103页）。有了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对领导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并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使其他社会问题和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参见毛选1卷310页）对这个主要矛盾，刘少奇同志早就有所认识，他曾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集303页）列宁也早就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列宁全集33卷196页）还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35卷552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普评制每6-12个月就由老百姓，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他们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这是解决对领导实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佳手段。这一最佳手段不但能够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这个主要矛盾，还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社会问题。你比如

          深圳有个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都戴着钢盔上下班。哈尔滨有个医院出了个天价医药费案。北京又有个医院出了个肖志军拒绝为剖腹产手术签字，而造成孕妇李丽云和其腹内孩子死亡的事件。这表明全国的医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假如政府能够采用普评制的方法，每6-12个月就由患者，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给他们的大夫和医院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相关的报酬。相信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彻底解决。
   
         还有，由垄断经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样严重、同样普遍、同样令人十分头疼。你比如，供热、水、电、燃气、电视、电话、学校教育、等等，全都用市场手段来调整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同时社会成本也会高的令人无法忍受。你比如，各种管、线全都要铺两、三套以上，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假如政府能够采用普评制的方法，……相信类似的社会问题全都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还有，店大欺客的问题，全国发生好几起大锤砸大奔的事件，日本汽车由于设计缺陷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不赔偿的问题，日本计算机有设计缺陷不退货的问题，等等，造成很大、很坏的社会影响。还有，企业污染环境、企业扰民的问题，全靠成文法是永远没有办法及时解决现实问题的。政府唯有采用普评制的方法，……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相关的奖惩。相信这些问题也全都能顺利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普评制就是能够解决人与人关系平等的问题，当我为人人的时候，人人都有权评判我。当人人为我的时候，我也有权评判别人，这就是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没有人人平等，公开、公平、公正就是一句空话。就拿全国人民最喜欢的中国足球来说，假球、黑哨、赌球屡禁不止（意大利也存在此类问题），全国的球迷百姓只有花钱买票的份儿，没有任何话语权（意大利同样如此）。假如实行普评制，让全国的球迷百姓，每6个月就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足协、俱乐部、裁判、运动员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奖惩，这是解决假球、黑哨、赌球屡禁不止的最佳选择。要想让运动员出成绩，就得让运动员用脑子踢球。要想让运动员用脑子踢球，就得让运动员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话语权，就得让运动员每6个月都能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总教练和俱乐部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这是解决中国足球老上不去的最佳选择。如果老是用家长制的办法对待运动员，即使运动成绩暂时上去了，像马家军那样也不可能持久，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100年前的美国矿主运用普通法“缔约自由”和“契约严守”的基本法则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出于生计，当时的矿工不得不接受这种貌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的合同，把自己的生死绑在一纸文书上。而这些年来，我国绝大部分私营矿主雇用的农民合同工，不是同100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矿工的命运一样吗？而且大多数矿工没有享受到法定的医疗、工伤、养老保险。他们的工资待遇充其量只能维持暂时的生计，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也曾小矿林立、爆炸频繁。为此，美国成立了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加强和完善有关煤矿生产的法律建设，使小矿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同时，政府还要求矿主事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每死亡1人要赔付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使得煤矿再也“死不起人”。现如今
   
　　2005年8月以前的煤矿事故记录中，年产近10亿吨煤的美国矿业，只有5月份在内华达洲发生了一起“死亡一人重伤一人的”煤矿事故。如今美国的煤矿行业已转变成为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好于零售行业。美国专家总结国家成就时，列出三大法宝：执法、培训和技术。其中执法是最强有力的措施。美国各种与矿工利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各种基金会、工会组织、矿工联合会等，被称为“第四政府”，它的作用同国家公权力下的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相并列，矿工以个人身份向矿主提出安全问题，一旦遭到解雇或打击报复，除矿工本人可以把矿主送上法庭并获判巨额赔偿金外，“第四政府”会立即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使漠视矿工安全和生命的矿主声名狼藉，直至被逐出矿区。而“第四政府”的抅成主题就是矿工。（参见《煤炭企业管理杂志》2006.1期《一个失语的群体 》一文）由此可见，当矿工有了话语权，执法才能强而有力，培训和技术才能跟上，频发的矿难才能止住。

    实行个人层层承包责任制究竟搞黄多少国有企业？这个问题有谁能够讲情楚？被搞黄的国有企业，被租赁、被拍卖、被个人承包，然后，又被层层转包。然后就有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山西洪洞“12·5”矿难。最了解安监情况的一线矿工没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安监总局领导又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无数的人间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在普选制的条件下，美国矿工从没有话语权到有话语权，这个过程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不可能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往前爬吧！到如今，我们只要在煤矿推行普评制，让每个矿工每6个月都有一次评判权，矿工平时就会有话语权，矿工有了话语权，频发的矿难就一定能够止住。
   
    有许多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都非常注重沟通，甚至把沟通能力列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而许多中国的高管却都非常不注重沟通，美商网全球总裁童家威甚至认为：“沟通是一种浪费。”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就说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大脑99双手，”还说“你用100个大脑会更好。”
   
    童家威还是美商网全球总裁吗？早就不是了。毫无疑问，这就是历史的回答。沟通是不是一种浪费？党的群众路线还要不要？值得中国的高管们深思。

    列宁在1916年12月发表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第103页）1920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第10页）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列宁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0年单行本，第3页）“从自由竟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竟争，而是凌驾于竟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9-80页）“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431-432页）可迄今为止，八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西方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
   
    因为普选制的本质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在美国，你想当总统就必须得有资本的支持，没有足够的竞选经费，你就没有办法当总统。而当总统和其政党代表资本利益的时候，他就会镇压农民起义、镇压奴隶起义、镇压工人罢工、镇压失业工人、排华、残酷迫害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干涉、侵略别国等等、……如果总统和其政党光代表资本利益，选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淘汰出局。如果总统还能代表选民的利益，那就会在1862年颁布宅地法，孤立南部同盟；1863年解放宣言生效，短期内即有18.6万黑人参加联邦军队作战。1867年3月国会通过重新建设南部法案，对南部实行军管。1867-1877对南部进行民主重建。1920年国会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1924年给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当1929-1933年美国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1935年罗斯福就能签署社会保障法，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1938年实施公平劳动标准法，提出工资下限和工时上限。1936年，凯恩斯发表《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由国 家实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达到充分就业，缓解经济危机的目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西方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尼克松能够结束越战、破冰访华。美国今日的煤矿行业还能够转变成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好于零售业。志愿者不仅社区有，国家机关也有，甚至德国有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也是不拿国家工资的志愿者。要知道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义务劳动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到苏联晚期，不只是在物质方面，即使是在精神方面，西方也有超越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偷渡到西方去了。由此可见，普选制有能力推动社会进步，从而缓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使被逼无奈、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产生。这就是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同上，第10页）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无法成为现实的根本原因。
   
    普选制是“虚伪的负责制”（马恩选集2卷414页），与民主集中制相比的确如此，可与世袭制相比又的确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否则的话，西方各国就无法崛起。仔细想一想，老百姓每4-7年才能行使一次普选权，这种很容易被忽悠、被收买、被挟持的权力，在实行几百年之后，我们发现在普选制的背后，还是含着一点点的评判权在里面，正是这一点点的评判权在推动社会进步，在培养老百姓的以民为主的公民意识。有了现代化的公民意识，才能克服以官为本的愚民意识，才能把老百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行之有效地去监督各级领导，才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参见马恩全集2卷335页），才能防贪腐、防浪费、防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普评制就是让老百姓每6-12个月行使一次评判权，这种很不容易被忽悠、被收买、被挟持的权力，在实行5-10年之后，相信中国老百姓以民为主的公民意识就会被培养起来，以官为本的愚民意识就会被克服下去，在内耗和外耗全都能够被消除的情况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快速崛起还会有问题吗？

                                              马迎春2008.1.10草11.19改              

马迎春

   老百姓最痛恨贪腐、浪费、官僚主义了，同时又最渴望当家做主了。没有这两条重庆开县麻柳乡乡政府被围的现象就不可能出现了。后来他们被迫制定了《八部工作法》情况就好多了。（参见央视2007.10.30《新闻调查》）1994年12月2日，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友谊馆发生火灾惨案，三百多人葬身火海，其中大多为前来向上级领导敬献歌舞的小学生，烈火浓烟中，面对孩子们呼爹喊娘的求救声，竟然有人充耳不闻地呼喊：“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为什么要让领导先走？因为在封建社会上级领导就是官，官就是民之父母，有了那么大的危险能不让“父母”先走吗？有人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可不是封建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不错，新社会的初级阶段还打着旧社会的烙印——没有废除官僚制。校长的官帽子是上级领导给的，评判权也还掌握在上级领导手里，校长高喊：“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走……”就情有可原。你想要杜绝此类丑恶现象就几乎不可能。他没在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城发生，就有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他没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就有可能发生在那个人身上，他今天没发生，就有可能明天或后天发生，反正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发生。假如实行普评制，不管是校长还是他的上级领导，每6-12个月就由被他们领导的百姓，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试看他们，谁还敢干出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向老百姓交代的事情？假如实行普评制，相信象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就不可能发生了。假如实行普评制，中纪委给十七大工作报告所言：“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信念动摇，思想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一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落实得不够好”的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根除。（参见今晚报2007、10、27、二版《中纪委给十七大的工作报告 》）　否则的话，在官僚体制的条件下，你反腐再怎么与时俱进,再怎么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很多的法律、规章、制度，再怎么建立更多的反腐、防腐、治腐的机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在今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回答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提问时，非常明确地表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胡星斗说，我国目前已制定了300多部法律、800多部法规和3万多个规章。但通病是，在不受监督、肆意延伸的权力面前效果有限。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参见今晚报2007、6、29、25版《反腐败瞄准擦边球》一文）由此可见，对领导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环节。毛主席就说过：“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选1卷103页）。有了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对领导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并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从而使其他社会问题和次要矛盾迎刃而解。（参见毛选1卷310页）对这个主要矛盾，刘少奇同志早就有所认识，他曾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刘少奇选集下集303页）列宁也早就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列宁全集33卷196页）还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全集35卷552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普评制每6-12个月就由老百姓，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他们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这是解决对领导实行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佳手段。这一最佳手段不但能够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这个主要矛盾，还能解决好多、好多的社会问题。你比如

          深圳有个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都戴着钢盔上下班。哈尔滨有个医院出了个天价医药费案。北京又有个医院出了个肖志军拒绝为剖腹产手术签字，而造成孕妇李丽云和其腹内孩子死亡的事件。这表明全国的医患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假如政府能够采用普评制的方法，每6-12个月就由患者，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给他们的大夫和医院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相关的报酬。相信医患关系十分紧张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彻底解决。
   
         还有，由垄断经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同样严重、同样普遍、同样令人十分头疼。你比如，供热、水、电、燃气、电视、电话、学校教育、等等，全都用市场手段来调整用户与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十分不公平的，同时社会成本也会高的令人无法忍受。你比如，各种管、线全都要铺两、三套以上，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假如政府能够采用普评制的方法，……相信类似的社会问题全都能够得到彻底解决。
   
    还有，店大欺客的问题，全国发生好几起大锤砸大奔的事件，日本汽车由于设计缺陷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不赔偿的问题，日本计算机有设计缺陷不退货的问题，等等，造成很大、很坏的社会影响。还有，企业污染环境、企业扰民的问题，全靠成文法是永远没有办法及时解决现实问题的。政府唯有采用普评制的方法，……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相关的奖惩。相信这些问题也全都能顺利得到解决。
   
    总而言之，普评制就是能够解决人与人关系平等的问题，当我为人人的时候，人人都有权评判我。当人人为我的时候，我也有权评判别人，这就是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没有人人平等，公开、公平、公正就是一句空话。就拿全国人民最喜欢的中国足球来说，假球、黑哨、赌球屡禁不止（意大利也存在此类问题），全国的球迷百姓只有花钱买票的份儿，没有任何话语权（意大利同样如此）。假如实行普评制，让全国的球迷百姓，每6个月就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足协、俱乐部、裁判、运动员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和奖惩，这是解决假球、黑哨、赌球屡禁不止的最佳选择。要想让运动员出成绩，就得让运动员用脑子踢球。要想让运动员用脑子踢球，就得让运动员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有话语权，就得让运动员每6个月都能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对总教练和俱乐部的领导进行一次公评实判，并用满意率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这是解决中国足球老上不去的最佳选择。如果老是用家长制的办法对待运动员，即使运动成绩暂时上去了，像马家军那样也不可能持久，这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100年前的美国矿主运用普通法“缔约自由”和“契约严守”的基本法则与矿工签订“生死合同”。出于生计，当时的矿工不得不接受这种貌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的合同，把自己的生死绑在一纸文书上。而这些年来，我国绝大部分私营矿主雇用的农民合同工，不是同100年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矿工的命运一样吗？而且大多数矿工没有享受到法定的医疗、工伤、养老保险。他们的工资待遇充其量只能维持暂时的生计，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也曾小矿林立、爆炸频繁。为此，美国成立了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进行专项检查，加强和完善有关煤矿生产的法律建设，使小矿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同时，政府还要求矿主事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每死亡1人要赔付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使得煤矿再也“死不起人”。现如今
   
　　2005年8月以前的煤矿事故记录中，年产近10亿吨煤的美国矿业，只有5月份在内华达洲发生了一起“死亡一人重伤一人的”煤矿事故。如今美国的煤矿行业已转变成为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好于零售行业。美国专家总结国家成就时，列出三大法宝：执法、培训和技术。其中执法是最强有力的措施。美国各种与矿工利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各种基金会、工会组织、矿工联合会等，被称为“第四政府”，它的作用同国家公权力下的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相并列，矿工以个人身份向矿主提出安全问题，一旦遭到解雇或打击报复，除矿工本人可以把矿主送上法庭并获判巨额赔偿金外，“第四政府”会立即发起声势浩大的声援行动，使漠视矿工安全和生命的矿主声名狼藉，直至被逐出矿区。而“第四政府”的抅成主题就是矿工。（参见《煤炭企业管理杂志》2006.1期《一个失语的群体 》一文）由此可见，当矿工有了话语权，执法才能强而有力，培训和技术才能跟上，频发的矿难才能止住。

    实行个人层层承包责任制究竟搞黄多少国有企业？这个问题有谁能够讲情楚？被搞黄的国有企业，被租赁、被拍卖、被个人承包，然后，又被层层转包。然后就有了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山西洪洞“12·5”矿难。最了解安监情况的一线矿工没有话语权，有话语权的安监总局领导又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无数的人间悲剧就这样产生了。
   
    在普选制的条件下，美国矿工从没有话语权到有话语权，这个过程时间太长了。我们现在不可能在美国的后面亦步亦趋地往前爬吧！到如今，我们只要在煤矿推行普评制，让每个矿工每6个月都有一次评判权，矿工平时就会有话语权，矿工有了话语权，频发的矿难就一定能够止住。
   
    有许多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管都非常注重沟通，甚至把沟通能力列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而许多中国的高管却都非常不注重沟通，美商网全球总裁童家威甚至认为：“沟通是一种浪费。”美国通用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就说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大脑99双手，”还说“你用100个大脑会更好。”
   
    童家威还是美商网全球总裁吗？早就不是了。毫无疑问，这就是历史的回答。沟通是不是一种浪费？党的群众路线还要不要？值得中国的高管们深思。

    列宁在1916年12月发表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23卷，人民出版社，第103页）1920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第10页）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列宁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0年单行本，第3页）“从自由竟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竟争，而是凌驾于竟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9-80页）“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第431-432页）可迄今为止，八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西方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
   
    因为普选制的本质其实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在美国，你想当总统就必须得有资本的支持，没有足够的竞选经费，你就没有办法当总统。而当总统和其政党代表资本利益的时候，他就会镇压农民起义、镇压奴隶起义、镇压工人罢工、镇压失业工人、排华、残酷迫害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干涉、侵略别国等等、……如果总统和其政党光代表资本利益，选民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淘汰出局。如果总统还能代表选民的利益，那就会在1862年颁布宅地法，孤立南部同盟；1863年解放宣言生效，短期内即有18.6万黑人参加联邦军队作战。1867年3月国会通过重新建设南部法案，对南部实行军管。1867-1877对南部进行民主重建。1920年国会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1924年给予印第安人公民权。当1929-1933年美国陷入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1935年罗斯福就能签署社会保障法，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1938年实施公平劳动标准法，提出工资下限和工时上限。1936年，凯恩斯发表《 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由国 家实行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达到充分就业，缓解经济危机的目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西方能够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尼克松能够结束越战、破冰访华。美国今日的煤矿行业还能够转变成最令人羡慕的安全行业之一，安全指数好于零售业。志愿者不仅社区有，国家机关也有，甚至德国有一个小城市的市长也是不拿国家工资的志愿者。要知道在列宁、斯大林时代义务劳动可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到苏联晚期，不只是在物质方面，即使是在精神方面，西方也有超越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偷渡到西方去了。由此可见，普选制有能力推动社会进步，从而缓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使被逼无奈、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产生。这就是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同上，第10页）这个极其重要的政治结论，无法成为现实的根本原因。
   
    普选制是“虚伪的负责制”（马恩选集2卷414页），与民主集中制相比的确如此，可与世袭制相比又的确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否则的话，西方各国就无法崛起。仔细想一想，老百姓每4-7年才能行使一次普选权，这种很容易被忽悠、被收买、被挟持的权力，在实行几百年之后，我们发现在普选制的背后，还是含着一点点的评判权在里面，正是这一点点的评判权在推动社会进步，在培养老百姓的以民为主的公民意识。有了现代化的公民意识，才能克服以官为本的愚民意识，才能把老百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行之有效地去监督各级领导，才能“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参见马恩全集2卷335页），才能防贪腐、防浪费、防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
   
    普评制就是让老百姓每6-12个月行使一次评判权，这种很不容易被忽悠、被收买、被挟持的权力，在实行5-10年之后，相信中国老百姓以民为主的公民意识就会被培养起来，以官为本的愚民意识就会被克服下去，在内耗和外耗全都能够被消除的情况下，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快速崛起还会有问题吗？

                                                    马迎春2008.1.10草11.19改

马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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