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光耀之治与两极哲理——《 李光耀回忆录》读后感

王瑞贤

两极哲理发源于新加坡，始于1992 年。开始的时候，两极哲理主要在论述个人修养、灵性课题、宇宙观之类的话题，接着也涉及家庭、商业与政治道德方面的探讨，并由此而开发了《 和谐工程》—— 一个新的人类行为准则，用意在配合人类环球化的需要。两极哲理对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也以推论的方法得出了现在的普选民主政体，将会产生变化，而逐渐变成“为民政体”（全名“为民民主政体”) ——一种由民主政体演进而来的政治体制，以应付人类未来的需要。

读《 李光耀回忆录》 给了我许多的感想和启示。假如你是一位政治家，李先生的回忆录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治国方法与实例，除了能作为治国参考之外，还能让你少走冤枉路，更早实现治国理想。假如你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或想从政，李先生的回忆录道出了从政者所须要的素质之外，也让你了解政治的运作方法、思维方式、政治家的生活与社交方式等等，让你从中学会与政治家们相处的“共同频率” ，利于达到你从政的理想和目的，或了解对手到底在心里打什么主意。

《 李光耀回忆录》 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里头记载了大量的新马两地政治变化的内幕，及新马分家之后，李先生实行各种新政策背后的动机与原因。对于那些经历李光耀时代的一群，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对过去的许多政治变化及李先生的许多决策缘因，都不甚理解而欲知其详，如：新马为什么要合并、砂劳越与婆罗洲为什么也一起加入马来西亚、为什么会发生513 事件、为什么要发展裕廊工业区、为什么不赞同南洋大学以华文教学、为什么发动讲华语运动，为什么要小学分流、为什么最近要改革新加坡的金融体系……等等，书里提供的答案与叙述问题的来龙去脉，极能达到解人心中疑团、释人好奇之瘾的效果。

我是在乡村长大。在我的那个年代，新加坡的乡村几乎都被共产政党和共产势力所控制，所以我从小接触的人也几乎都在说李光耀先生的坏话。在我那个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及报纸收看的成长年代，最常看到的就是涂写在墙上或挂在大街小巷的横布条上的政治口号了；这些口号，都是在骂李先生，说他的不是。“耳濡目染”地我一直认为李光耀不是好人，对他没有好感。上中学时，看到许多同学因涉嫌或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捕、被开除，觉得他们被强权欺负而心存同情。遇到类似事情，似乎再“确定”了我心中对李先生的认知，就是“他不是好人”。

中学毕业后，会考成绩还未放榜，我已找到工作，是在亲戚的商行打工。两年后，我申请到政府职位，转行在卫生部的医院工作。后来，再转到当时的新大（国大前身）工作，几年过后，又转入私人商行工作。虽然我在最早的20 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转了好几份工，但还是蛮顺利的，在生活上并没碰到什么大的问题，更没尝到失业之苦。因此，我对政府并没什么大的不满。然而，我对李先生的负面看法还是30 年不变。

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有机会经常出国及接触更多的外国朋友。我发觉作为新加坡人及拥有新加坡护照似乎在外地受到不俗的尊敬与信赖；与外国朋友交谈时，他们也很钦佩或羡慕新加坡的成就，这让我与他们谈生意时，也能被另眼相看，做起事来方便又能事半功倍；许多新加坡生意人也和我一样有相同的感觉。这时，李光耀先生建设新加坡20 多年来的政绩与成就，也已明显地摆在世人眼前，反对他的人已无法再含糊其辞地否认他对新加坡的贡献了。这个时候，我对“他不是好人”的认知开始产生怀疑；从眼前看到的事实，我对李先生的认知也开始改变，逐渐地由坏的变成了好的，由负面的变成了正面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李光耀先生能凭着他个人的机智讨生活、做生意，而过着不比一般人差的日子，这除了说明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之外，也改变了我听来的日军占领时期，新加坡人都过着饥不择食的日子的说法。日军侵占新加坡给了李先生很大的启发，他见证了日军的惨无人道大屠杀，但看似英勇无比的英军却不堪日军一击，无法保卫新加坡；他见到沦为战俘的澳洲军人被日军不当成人来对待及印度雇佣军的无能与媚外，知道依靠外人来保护新加坡人的生命与财产是靠不着的。在那一时刻，他觉悟了新加坡人做新加坡的主人的重要，因此萌起了从政为民的念头，希望能为新加坡做出贡献。

在1965 年8 月9 日，新加坡终于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李光耀先生也成了新加坡国的第1 任总理，这让他有更大的自由来建设自己理想的新加坡。在新加坡属于马来西亚期间，两地的政治气候并不良好，政治发展趋势似乎不利新加坡。在那种情况之下，新加坡能脱离大马是最好不过。然而，如果是由李先生先提出分手而成功脱离的话，今后将会面对大马讨回新加坡的危机，那时候，更会造成新加坡社会动乱与经济动荡、或可能引发战争等严重后果。换句话说，李先生是运用了他的过人智慧，使大马主动驱逐新加坡，因而避开了可能毁灭新加坡的未来灾难；李先生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那天落泪，因为他的马来西亚人做马来西亚的真正主人的希望破灭了。

在李先生当总理的25 年里，人民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新加坡也越来越繁荣，建设成就更是有目共睹；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他的人民行动党的选举总得票率却逐年减少，由最高的百分之八十四下降至低过百分之六十；虽然其中两届选举略有回升，但总得票率平均是每年递减了最少百分之一，总共减了约百分之二十五。李先生分析得票率递减是因年青的选民逐年增加之故，我却不甚同意。个人认为，得票率的递减，主要是由于“积怨选民”逐年增加的原故。“积怨选民”主要来自李先生执政期间的“受害者”及／或他们的同情者与支持者，包括：许多在各种政府条例下被罚款者、政治对手、政治失败者、家园被政府重新分配的不满者、因政府廉洁而失去即得利益者、贪污犯与刑事犯、及前述各人的家属亲友等。这些“积怨选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本身或家人亲友之所以“受害”，李先生难逃其责，因而不满李先生，不支持行动党。由于“积怨选民”一年比一年多，行动党的得票率也因此而逐年下降了。

我从李先生的历届选举成绩和上述的“国家治理的一年比一年好而得票率却逐年递减”的政治现象得出两个结论：


一、向来行动党的政绩都很好，但它的最高得票率才百分之八十四，反对票约占百分之十六；换言之，在自由选举的制度下，百分之十六这一个反对率，也许可作为参数，来衡量新加坡及世界各地自由选举的成绩；也就是说，在自由选举时，最少会有百分之十六的选民反对任何一个政党，这是正常的现象。

二、为了避免“积怨选民”现象影响好的政党或政体继续执政，政党或政体首脑应该避免长期连任；首脑最好有规定任期与年限，如：最多连任3 期，每期5 年等。这种作法尤其对非民主政体有好处，包括：避免产生独裁者，避免政府及政策僵化，让国家首脑在没有政治动乱之下安全替换，让其他有才干的人有机会治国，让好或差的首脑光荣引退等。

李光耀先生在1990 年底卸下总理一职是个理智和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对“积怨选民”起着不小的化解作用之外，也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世界及做自己的事，并逐渐地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级的响当当人物，自今还屹立不倒。反观他周围的世界领袖，许多当年被人民推崇的能干首脑与国家英雄，如：印尼的苏哈多、菲律宾的马可斯，及不少共和联邦首长等，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长期执政而人民的支持率却逐年地下降，却又恋权，最终有的黯然下台，有的被逼逃亡他乡，有的被杀、有的做牢。

笔者的观察，新加坡人会因年龄差距而对李先生有不同的认知与看法。一般而言，65 岁以上的新加坡人，他们都亲身经历过二战、各种社会动乱等而饱受其害，而现在却有家有屋有财产又有安定的生活，因此李先生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救星；像我母亲一样，一提到“李光耀”三个字，就会不加思索地推崇他，要子女投他一票。介于40 到65 岁的年龄层，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地见证了李先生的施政，对他的政绩也心中有数，因此对他的认知也许会和我相似，就是由怀疑变成肯定，由负面变成正面。至于40 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多数都没经历或见证过李的执政年代，越年青的人会越尊敬他；毕竟，李先生是新加坡的开国大功臣，也是世界级的巨人。

从《 李光耀回忆录》 里，可以容易地寻获作者从政的动机及他施政的引导思想；简单地说，他的从政动机与施政思想就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这里引用他书里的几则真情流露的文句作为参考：

“从此以后，确保新加坡成功并为人民创造美好的未来，就成了我们的责任。”《 李》 书下册767 页

“……并能体恤人民的需要。”《 李》 书下册766 页

“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一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改变得美好。”《 李》 书下册765 页

“……我告诉他，人民清楚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说谎，而且是真心诚意地为他们谋求利益。”《 李》 书下册598 页

“我基于和平、安全等首要利益和人民的福利，就需要以暴制暴。”《 李》 书上册489 页

“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李》 书上册362 页

“……我这一生有个认真奋斗的目标，而且一日不实现，绝不罢休。”《 李》 书上册146 页

“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的独立马来亚。”《 李》 书上册134 页

“我怀疑他们（指英国人）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 李》 书上册132 页

在“为国家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指引之下，李先生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终于在人生的奋斗战场上取得了成就，被公认为对国家与世界有贡献的巨人。假如把李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他所做的一切，是：“做对人及人类有益的事，不做对人及人类有害的事” ，亦不过之。说的更直接了当，李先生这一生的行为，也符合两极哲理的《 和谐工程》 准则，读者若有兴趣知道更多关于《 和谐工程》 的介绍，请参阅两极哲理网的相关文章。

李先生执政期间，新加坡的各个领域都有显着的进展，唯独艺术与人文，没有太大的起步。分析其因，可追溯在60 年代初至80 年代，新加坡的许多艺术团体都受到共产势力的渗透或被共产思想所影响，李先生为了扑灭共产势力，也就不去大力推动艺术与人文，以免助长共产势力；另一原因也许是，他那时正在专注发展经济与基础建设而无暇兼顾。然而，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新加坡人很快就富有起来了，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艺术；有更多幸福的人来开发自己的人文，两极哲理就是例子。

李光耀先生的治国体制，“似民主而不是民主，不似民主而又是民主”；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常对李的治国有所批评，也被困扰，但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根据无常律法与两极哲理，民主政体不可能永远静止不前，而还会不断演进的。两极哲理的推论是，民主政体将会产生变化，而逐渐变成“为民政体”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请参阅两极哲理网的相关文章。
笔者有意把李先生的治国体制另外成文或成书，名为：《 新加坡政体》 ，希望自己能尽早完成新愿。

29/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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