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迎春 于 2019-5-21 05:21 编辑
普评制点评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
终于看到有一位专家教授,出了一本书来谈《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什么是好的民主了!上下几千年,摆事实讲道理,谈的很好。好在什么地方?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民主是坏东西,而在社会精英阶层,其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更广为人知:“用豆子拈nian1阄jiu1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你比如,票选一个希特勒危害全世界,票选一个陈水扁危害全台湾。】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为了叙述简便,让我引述以为著名的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Louis Parrington,1871-1929),他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所谓启蒙思想家,是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反对民主的,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
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
作者王绍光还用谷歌图书数据库制作的一张图表显示,在整个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看到这,我们就明白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普选?为什么要把一切权力交给巴黎公社,或者交给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结果,
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万众欢呼。就连前来探听风声的梯也尔的暗探,都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365~374页)当时,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有谁会想到再过两个月的时间,到5月28日巴黎公社就会彻底失败呢? 同样的原因
1989年6月份,苏共把全部权力交给差额普选产生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有谁会想到?1991年底,一个经过7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已经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并且在政治、经济、民族三大危机严重到无可复加的程度时,还有76、4%的选民、80%以上的高级军官真心拥护的苏联竟会解体?!……特别是南斯拉夫,在有了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车之覆的教训以后,还要搞大选。结果,不到一年半就正式一分为五,最后一分为七。教训何等惨痛啊!!! 可事到如今,
如果你要问“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有很多人会不加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
今天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上述答案的人可能会比10年前少一点。10年前,相当多的人会认定这么一个答案。为了挑战这种思维定式,我10年前写一本小书,叫《民主四讲》。书出版后,我看到不少评论。这些评论大多不是正儿八经的书评;更多的是网上的评论,诸如“忽悠”、“莫名其妙”、“民主怪论”、“反民主”、“乌托邦情节”、“民主原教旨主义”、“左到不可救药”、“又热又昏又思辨”。对我的认真评价,我会认真对待。对这些戴帽子、打棍子式的评论,我只能说,它们反映出,说这些话的人思维方式过于简单。【群众的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原因何在?
正如作者所言:尤其是1848年革命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成功地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转移到争取普选权上,包括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像恩格斯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可以说,争取普选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是工人阶级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很重要的一个奋斗目标。现在是21世纪,中国在香港还想落实普选制。由此可见,列宁所说的,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1918年6月4日)请问
普选制作为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还要毒害我们多少年?】
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基辛格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情况让人很沮丧,一种是你追求一种东西,永远追求不到;一种是你追求某种东西,追到手后才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普选权有点像后一种情况。为争取普选,多少人前仆后继,不惜奋斗、坐牢、牺牲,好像觉得一旦拿到普选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到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普选权最终实现了,这时才有人恍然大悟,普选权好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决定转而追求新的东西。【这段话作者说的太精彩了,苏东剧变,香港占中,台湾国民党下台,四小龙第一沦落为最末,我就不说了。按照宪政理论:我们从1982年就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写入了《宪法》,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施行。这样算来,村民拥有直接选举村主任的权利已经有几十年了,结果,农村的三农问题、农民的共同富裕、农村的贪污腐败黄赌毒黑恶势力扫除没有?!!!
与此相反,实行普评制,这些难题全都可以解决的。参见,
【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袁庚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普评制是切实可行的真理
普评制 2010-5-6 10:35:58 查看: 5603 (原创首发)人民网 2008-09-06 10: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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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普评制点评家庭联户代表制之星火燎原
普评制点评家庭联户代表制之星火燎原一书的编后记
普评制 发表于 2013-7-1 12:10:42查看: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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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普评制点评西藏全面启动双联户的创评活动
普评制 发表于 2013-7-28 00:13:33 查看: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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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前卫政治《普评制》】党领基层竹林三评实践36年证明普评制是真理
普评制 2019-4-19 查看:79
http://www.lee-philosophy.org/fo ... 13&fromuid=1763】
下面请看
王绍光:什么是好的民主?
王绍光 · 2019-05-09 ·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归根到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喜欢民主、支持民主,我们就应该打开思路,解放思想,而不被熊彼特式的最低民主束缚住我们的想象力。想象力打开了,我们便能在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其它场域,以创新的姿态探索实现民主的不同方式。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也许可以在民主问题上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4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清华公管学院校友会、长安街读书会活动组协办的“国情读思”读书活动第1期在公共管理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什么是好的民主?”,阅读书目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新著《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以下根据王绍光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王绍光教授审定。全文共约1.8万字。
谢谢一龙的介绍,也感谢各位到这里来参加这个读书会。我的理解这种读书会主要是交流、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今天我讲大概讲半个小时到45分钟。
“什么是好的民主”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龙定的,我拿到以后才知道,几乎是命题作文。我开始拿到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两天琢磨了一下,就准备了一个PPT。
如果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民主”的话,其实有很多人会不加思索地给你一个答案:好的民主就是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这种答案背后有一系列的假设,回答的人未必那么清楚这些假设,但是这些假设都是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
第一,世界上存在一种好的政体,除了好的就是坏的;第二,那么,民主就是好的政体,非民主的政体都是不好的或坏的政体,这叫排中律;第三,民主只有一种形式,即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的选举,不可能采取其它形式;第四,凡是有自由的、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透明的、多党的、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就是民主的,就是好政体。
如果头脑中有这些理论假设存在,就不会提出“什么是好的民主”之类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主就是好的,不是民主就是坏的,不可能还存在不好的民主或坏的民主,因此也不会问“什么是好的民主”这类问题。
今天会不假思索地给出上述答案的人可能会比10年前少一点。10年前,相当多的人会认定这么一个答案。为了挑战这种思维定式,我10年前写一本小书,叫《民主四讲》。书出版后,我看到不少评论。这些评论大多不是正儿八经的书评;更多的是网上的评论,诸如“忽悠”、“莫名其妙”、“民主怪论”、“反民主”、“乌托邦情节”、“民主原教旨主义”、“左到不可救药”、“又热又昏又思辨”。对我的认真评价,我会认真对待。对这些戴帽子、打棍子式的评论,我只能说,它们反映出,说这些话的人思维方式过于简单。
这样来看,一龙给我提这个题目,“什么是好的民主?”实在是蛮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对这种简单思维模式的一种挑战。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依我所见,在人类历史上,眼光放长一点的话,其实大概走过了三个阶段,我们现在可能正在走入第四个阶段,即民主可能已经进入了算法时代。准备今天发言的时候,我本来已经把“算法还是民主”列入提纲;但我今天时间有限,关于这最后一个阶段,我就不讲了,留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到目前为止,人类其实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民主被看成坏东西。自从公元前500年左右有了民主这样一种东西开始,一直到大约1945年,在2000多年里,民主一直被认为是个坏东西。当然,这里以1945年为界恐怕有点武断,此前100年里,可能已经有些人认为民主是好东西了,但是到1945年之前,似乎还没有定论,还有人对民主到底是坏东西、还是坏东西有不同看法。不过二战结束后,似乎已有定论,大家都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因此,如果民主有2500年历史的话,其中大约有2400多年都不被看作好东西,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大约1945年算起,到1975年左右,打引号的“民主”变成了好东西。我等一下再解释不打引号的民主跟打引号的民主有什么不一样。当然,这个时段的划分也免不了有无端的成分。
第三个阶段,大约从1975年开始,这时有人开始置疑带引号的“民主”,希望探索实现民主理想的其它方式,由此引发了鄢一龙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今天想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好的民主”。在我看来,进入这个阶段,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进步了。
下面,让我来分时段来解读一下这三个时期。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民主?“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由两部分组成:δ?μο? (demos) 意指“人民”,κρ?το? (cracy)意指“权力”或“统治”。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意思是由人民直接来进行治理。或用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原义应该是常识吧?但在日常讨论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忘掉民主的原义,为民主提供替代性的定义。
人民当家作主如何实现呢?有意思的是,最早使用“民主”这个概念的人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据我所知,有记载的文献里最早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西方的所谓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約前484年-前425年)。他指出,民主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无独有偶,有记载的文献里第二个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伪色诺芬,因为他是民主的死敌,也有人把称作“老寡头”。“老寡头”也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指出在民主体制下,“所有人都应分享经由抽签或选举担任公职的平等机会,任何公民如若愿意都应能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实,几乎所有古希腊谈到过民主的思想家都把抽选看作民主的标志,不管他们喜欢民主也罢,厌恶民主也罢。例如,柏拉图(约前427年~前347年)说过:“民主制度是党争结果,平民获得胜利,他们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同样,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说过:“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执政官被认为是民主,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官员被认为是寡头政治”;“平民政体有这样一些特征:所有官员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所有的官职或者是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通过抽签来任命”。
这样,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早使用民主概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与抽签联系在一起,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理解中,民主的实现方式就是抽签。
在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其实现方式要么是全体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管理公共事物的话,就需选出一部分人来代表其他人,而挑选这些人的方式不是竞选,而是抽签。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是我的近作《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其第一章写的就是雅典民主。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本打算写一本类似《民主四讲》的小书。谁曾想不知不觉越写越长,最后一出版,500多页,我自己也吓一跳,我的感觉是意犹未尽,很多东西还得要省略掉。刚才一龙已经提到,这部书我意图写三卷,《抽签与民主、共和》只是其第一卷;第二卷的书名大概是《选举与民主的变异》,涵盖的时段是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清楚选举这种长期与寡头政治挂钩的手段怎么与民主挂起钩来;说明原来意义上的民主如何被阉割、被改造,变成一种对统治精英无害的制度。第二卷的规模大概也会与第一卷差不多。第三卷的书名大概会是《抽签与民主的重生》,它的重点是介绍,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抽签这种方式如何重新被人发现,用于实现民主的目的。第一卷《抽签与民主、共和》用最后一章对第二卷与第三卷有一个粗线条的勾勒。粗线条的勾勒也许能说明我的想法,但未必有足够的材料让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我对民主的认识。所以,还需要两本书用大量的史料来证明我的论点。
民主是个坏东西
回到雅典民主,即希罗多德、老寡头时代,那时人们对民主是种什么看法呢?简而言之,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坏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民主是坏东西,而在社会精英阶层,其看法比较一致:民主是个坏东西。古典古代史学家A.H.M.琼斯(1904~1970)发现雅典民主时期存在一个鲜明的反差:广大民众对民主深感骄傲、热情支持,但几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与政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头制,反对民主,因为民主让普通老百姓当家作主,因为民主使用抽签的办法挑选执政者。老寡头指摘在实行抽选的民主制下,当权的是那些缺钱、缺少教育、愚昧无知的穷人、坏人、下等人,而不是独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贵族、优秀分子。苏格拉底对民主的批评更广为人知:“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办法来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
这种现象不仅在古希腊如此,其实从西塞罗时期的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再到经历革命的美国与法国,在2000多年里,民主制似乎从未受到过精英们的喝彩。这方面的证据举不枚举。为了叙述简便,让我引述以为著名的美国学者帕灵顿(VernonLouis Parrington,1871-1929),他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一本书中概括地说:“回想一下[美国立宪]大辩论唇枪舌剑中不断被提及的那些权威们吧。除了马基雅弗利、瓦泰尔、普芬道夫、孟德斯鸠外,其余都是英国理论家,如霍布斯、哈林顿、弥尔顿、锡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谟和布莱克斯通。对民主派来说不幸的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中,没有一位不对民主理念持反对态度”。帕灵顿列举的这些人不是是所谓启蒙思想家,往往被人称作民主的先驱,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民主的,对民主制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在历史的很长时期里边,民主都是一个坏东西。
经常听到有人用赞许的口吻说,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这套说辞是从西方传入的,基本是胡扯。其实,西方也有些学者不认同这种看法,并写出专著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如果说西方有什么政治传统的话,那是一种反民主的传统。这方面的书不少,以下是过去30年出版的几本书。
第一本书的标题使用了“乌合之众”与“群氓”这两个词,这是西方文献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反映了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的恐惧与敌视。除了这两个词以为,欧洲历史上对民众还有众生(themultitude)、畜生(cattle)、“怪异的野兽”(monstrous beast)等充满鄙视的提法。这种态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一直传到现代的埃利亚斯·卡内提(1905-1994)。例如,弥尔顿在《复乐园》中用“暴烈”来描述民主(fiercedemocracy),很多人都认同弥尔顿的对民主的描述,在18,19世纪文献的里边,“暴烈民主”的提法反复出现。托克维尔提出“多数人的暴政”(majoritytyranny)后,这种提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看历史书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凡是暴政几乎都是少数人的暴政,但是民主的反对者偏说多数人的暴政比较可怕,因为他们憎恨民众、害怕民众,才会去反对所谓“多数人的暴政”。第二本谈的欧洲思想史中的斯巴达传统。稍微了解一点古希腊史的人都知道,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样板,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斯巴达传统就是寡头政治的传统。第三本书的标题是《审判台上的雅典》,其副标题点出了要害所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反民主传统”。现代民主往往声称是雅典民主的继承者,该书作者对此有一个比喻很形象:这就好比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权位的罗马皇帝自称属于前任家族一样无耻。最后一本书的标题是《与群众对着干》,副标题是“法国革命以来形形色色的反民主思潮”,可见即使到近现代,在欧美,反民主的思潮依然此起彼伏。
现在有些人会把什么美国革命也罢,法国革命也罢,说成是现代民主的起点。但是,如果看一看美国革命时期的文献,美国立国时期的文献,就会发现,在革命前,美国几乎从未有过关于民主的争论;在革命过程中,其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共和。读读美国《宪法》就很清楚,在这部《宪法》中,民主这个词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美国的国父们根本就不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他们害怕民众,害怕民主。法国革命也是一样,革命以前,几乎很少有关于民主的讨论,讨论的主要是君主制好,还是贵族制好,但是倾向于民主的这种讨论几乎没有。法国革命的目标也不是民主,而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历史很长,原本与民主毫无关系。丹麦民主史专家摩根斯·赫尔曼·汉森的看法十分到位:雅典民主对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任何影响;这两场革命(包括英国激进党人)更多受到来自古罗马的影响。
下面这张图告诉我们,在整个19世纪,欧美的精英们对民主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张图依据的数据来自谷歌。谷歌已经收集并扫描了大约3千万册图书,其中英文书居多。现在可以利用一个搜索工具,查看在这3千万册图书里边,一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这张图显示,从1800年,也就是19世纪的开端算起,一直到1900年,民主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非常之少,几乎没有太大的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世纪,“众生”、“群氓”、“乌合之众”、“多数暴政”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民主。民主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真正增长,要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关。战争时期,要靠普通老百姓的子弟上战场,要靠普通妇女填补士兵留下的工作岗位。因此,战时不得不给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权利。进入20世纪以后,对民众的恐惧似乎缓解了一些,前面提到的那些用词出现频率下滑,这是因为统治精英阶层已经找到了控制民众的方式,即所谓代议制。恐惧减退后,民主这个词才有更多的人开始使用。
对民众的恐惧与对民主的兴趣
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西方对民主的疑虑还是非常深的。我这里不举具体的例证,而是引述几位当时观察者的看法。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EmileFaguet, 1847-1916)抱怨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家与道德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一位民主派,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几乎同时,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 1858—1932)在1908年写道:“乍一看,[在欧美各国]有关最佳政体的争论好像已经有了结果,现在受青睐的是代议民主”,但是“在那些全心全意接受代议民主的国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看来都对这种体制感到困惑与失望”。1913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Le Bon, 1841-1931)仍认为“从柏拉图到如今,从未有过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替大众民主进行辩护”。
我还可以列举更多类似的观察,但上面三位的观察已经足矣。至少到一战之前,至少在精英阶层,民主在欧美还是被看作一种坏东西。当然,民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对民主的态度完全不同。这里让我再一次引证丹麦学者摩根斯·汉森,因为他的这句话写得很富有诗意,非常形象。他说,“从古代到启蒙时代,民主就是一个睡美人,但她并不是沉睡了百年,而是沉睡了足足2000年;唤醒她的也不是爱慕她的王子之吻。当她苏醒时,所有的王子都害怕她,哲学家都厌恶她,政治家都认为她不可行。当时,在人们的理解中,民主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内斗不止的暴民统治……在欧洲,要再过大约一个世纪,民主女神才变成受人尊重的淑女”。
以上讨论的是第一阶段,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民主一直被看作坏东西。这种情况大约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进入第二阶段,其标志是“民主”变成了好东西。注意,这里的民主我打了一个引号。也许不少人会有疑问,臭名昭著了几千年的坏东西怎么可能变成好东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此“民主”已非彼民主。
“民主”变成了好东西
要让坏东西变成好东西,首先要对原来那个不中意的坏东西进行改造。当然,对已经流传呢2000多年的一套思想、体制进行改造并非易事。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的最后一章进行粗线条的梳理,改造的过程大概经历了150年,从1800年到1945年前后。在此期间,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民主进行改造。只有当它改造完成以后,被改造的“民主”已经变成让他们心安的民主时,他们才会改口说,这是一个好东西。
对民主的改造大概是个三部曲,我这套书的第二本《选举与民主的变异》会非常详细地把这个三部曲描述出来。第一步是对民主污名化,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说得一钱不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文献里,我们经常能看到诸如此类的表述:“虚假的民主”、“古代的民主”、“纯粹民主”、“直接民主”、“简单民主”,这些表述都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是那时的人们发明的,在此之前很少有这样的表述。这类表述的潜台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以前,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民主是个坏东西;但是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说要民主,我不便再公开说它是个坏东西,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将原来意义上的民主污名化,在民主前边加上个负面的形容词:“虚假的”、“古代的”、“纯粹的”、“直接的”、“简单的”,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第二步是把原本与民主毫不相干的东西与民主挂起钩来,这实际上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带引号的民主来。比如有一个词叫人民主权,它听起来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词,毕竟它强调主权属于人民。直至今天,很多人还会用人民主权这个说法。但是当你把这个提法放回它出现的那个历史时段,就会发现,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已经把另外一样东西去掉了,即人民的治权。以前讲主权时,它与治权是密不可分的;说到人民主权也意味着人民治权;拥有主权的人民应该同时享有治权。到那个时代,单单强调人民主权,实际上暗含的意思是:主权归人民,但是对不起,治权归别人。所以,人民主权这个东西提出来,是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同时也有它历史退步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把人民主权跟民主连起来,就产生了代议民主。代议(representation)这种东西早就存在,此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以前跟民主没有任何关系。这时把代议嫁接到民主上,其结果是治权依然贵精英的代议民主。“宪政”、“自由”也是在这个时段开始与民主挂上了钩,而宪政、自由本是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东西。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警惕带修饰词的民主》,说的是,把代议、宪政、自由作为民主的修饰词,实际上为的是用修饰词限定民主这个名词,改变它的原义、它的内涵。这是第二步,大概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第三步是为改造后的、带引号的民主正名,给它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代议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逐步被叫开来。在此以前,早就有“代议政府”的说法,但“代议”还没有与“民主”挂钩。开始说“代议民主”时,其实是创造了一种新东西。这种新东西被人叫做“真正的民主”,仿佛以前的民主都是虚假的民主。它也被人叫做“现代民主”,言下之意是,以前的民主只能叫“古代民主”,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落伍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造后的民主是“间接民主”,与此前那种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直接的民主形成对比。
这么一个三部曲,大概花费了150年的时间。它既是破的过程,也是立的过程。“立”就是要重新建构起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它叫“民主”,却是一直去势的民主、无害的民主,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安全的民主。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参与到新“民主”理论的建构工作中,包括勒庞(1841—1931)、莫伊赛·奥斯特罗戈尔斯基(1854—1921)、韦伯(1864—1920)、帕累托(1848—1923)、莫斯卡(1858—1941)、米歇尔斯(1876—1936,韦伯的学生)等。他们最著名的著作包括《乌合之众》、《民主与政党组织》、《寡头政治铁律》、《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民主的转型》。这些著作试图告诉人们,普通老百姓无非是一群乌合之众;无论你怎么搞政治,最后实际上还得精英来统治。这些书有些已经译成中文,但也有一些别说中译本,连英文译本也不容易找。例如帕累托的《民主的转型》。中国人对帕累托的了解主要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其实他到晚年,大量的时间花在考虑政治问题上;后来他被墨索尼里正式认可,导致其声名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后来的政治研究这一块,被今天的人了解的比较少一点点。
在所有对民主理论重新建构的人中,起最大作用的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即熊彼特。二战在欧美是从1941年开始的,次年熊彼特他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原来原义上的民主说成毫无意义,把不民主的说成是“民主的”。首先,他对所谓“古典民主”(包括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代议民主理论)釜底抽薪,断言:1)整体的“人民”并不存在;2)即使“人民”存在,他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3)即使“人民”有这种主张,他们也无法确保自己挑选出来的“代议士”会贯彻这种主张。如此一来,民主理念被贬得一文不值,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赋予全体人民变得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笔抹杀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民主后,熊彼特拿出了“民主的另一种理论”。按照这种新理论,民主无非是一种选取领导人的方式,其首要任务是“选举出那些掌握决策权的人”;一个政治体制只要其选举是以争取人民选票的方式进行的,它便是民主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的;除了隔几年投一次票外,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付之阙如。很明显,熊彼特论点的基本理论假设来自韦伯:精英统治不可避免。20世纪以前,无论是拥护精英统治(贵族统治)的人,还是反对精英统治的人,都不会把它与民主画上等号,熊彼特却告诉人们,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就是民主。这是对民主理念的彻底颠覆!后世学者把熊彼特的理论称之为“精英民主理论”、“最低限度民主理论”或“选举民主理论”。战后,由欧美国家推广到全球的“民主”就是熊彼特式最低限度的民主。
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对熊彼特理论的修补,进一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包括我比较熟悉的罗伯特·达尔的多元理论。大家知道,达尔1956年出版了影响极大的《民主理论的前言》,1961年以耶鲁大学所在地新港(NewHaven)为案例写出《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71年又写出《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这些著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只要多元,就是民主。这与民主原义相去甚远。好在达尔有反思能力,70岁时写出《经济民主的前言》扩展了运用民主的场域。
我90年代初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80岁左右,感觉他年纪越大,思想越具批判性,如他年近90岁写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刚才一龙讲有些人60岁以后才起步,我觉得达尔在这方面为我作出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简而言之,熊彼特对民主理论进行了一次最系统的改造。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熊彼特式民主成为“民主”的标准,他的民主理论成为最经典的民主理论。至今在西方、在中国,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无非是经过熊彼特改造、包装过的民主理论。这种“民主”,我觉得有必要打上大大的引号。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经过150年的改造,到熊彼特完成改造看似很成功,实际上有三个非常清晰的逻辑错误。第一个逻辑错误是偷换概念。什么叫偷换概念?就是同一思维中,没有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很多有关民主的教科书一方面讲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ruleby the people),另一方面讲代议民主就是民主。这两个定义是互相矛盾的,代议民主已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了,而是赢得选举的政客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民主这个概念已经偷换了。第二个逻辑错误是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就是以少数的例证和特殊的情形来概括整体。民主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话,它指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形式。但是,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告诉人们,民主只能说熊彼特式民主。本来很清楚,熊彼特式民主是最低限度的民主;把最低限度民主说成民主本身,仿佛别无选择,就是用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来代替总体,属最典型的以偏概全。第三个逻辑错误叫假两难推理(falsedilemma),这是指,世界上本来有多种选项,但却只给人几种选项;更极端的是只给两个选项。在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上,很多人的脑筋已经被彻底洗过,认为世界上只要两种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具体到民主,好像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统统是不民主的、专制的;按照这种逻辑推理,既然中国没有实行多党之间竞争性的选举,它必定是专制的,古巴也是专制的,朝鲜也是专制的,伊朗也是专制的,美国看不惯的国家都是专制的;专制体制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些说法听起来无比荒唐。
之所以会产生这三个逻辑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很多人的思维里存在某种“虚假的特定性”。1987年出版的一本书标题就叫《虚假的特定性》,该书作者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老师的好友,叫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也活跃于巴西政坛。什么叫虚假的特定性,就是把某一种特定的东西,说成普遍的东西。桌子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如果把某一种桌子说成是桌子的普遍形式,其荒唐性显而易见。对于民主这种普遍性的概念,很多人却相信它只有一种实行方式执行,这与把某种桌子说成桌子的普遍形式同样荒唐。昂格尔写他那本书的目的希望找到一个另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书的副标题所说的“激进民主”。我们不一定赞成昂格尔的激进民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方式是对的:即民主未必只有一种实现方式。
虚假的特定性假定最低限度民主就是民主本身,代议民主就是民主本身,竞争性选举就是民主本身,排斥了无数种实行民主的其他方式。这让我想到欧洲历史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家知道有一种动物叫犀牛,但很久以前,犀牛就在欧洲绝迹了。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Dürer,1471-1528)当然没见过犀牛,但他依据他见过的画片,在1515年画了下面这副犀牛像,后来被人称之为《丢勒的犀牛》。
欧洲其他人也没有见过犀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讹传讹,绘出他们想象中的犀牛。后来欧洲人画出的犀牛全是丢勒式的犀牛(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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